名家专栏

一条不归路——保护主义/黄锦荣

哈佛大学的达尼·罗德里克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最近联发了一篇文,题为“发展中国家的新增长战略”。

文中最具争论性的倡议,就是认为以工业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东亚式经济奇迹难以被复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新增长战略,应该聚焦与绿色转型相关的工业及劳力密集的服务业。

如此建议,几乎就是与过去的发展轨迹背道而驰。

二战以后的发展典范,无不以工业立国,视出口为驱动引擎。工业起飞不仅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城乡人口移动,也创造无数的新财富,激化国内其他服务行业的兴起。

工业制造一直以来也被视为知识创造及累积的关键渠道,所以强国之路离不开工业化,而工业的不断升级,从劳力密集、投资驱动到资本及知识密集、创造驱动,也是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晋升发达国家的必经之路。

当然,工业化起飞及升级需要规模,而出口市场就是规模化的土壤,亚洲诸国陆续起飞,皆是得益于贸易全球化的崛起。

冷战期间,美国为日本、韩国和台湾打开市场大门、冷战结束以后近乎二十载的时间里,随着关税壁垒的逐一瓦解、资讯与通信科技的兴起、货柜集装箱化,跨国直接投资及贸易是齐驱并驾、相得益彰,横跨太平洋的国际生产价值链,也随之成型成熟。

中国入世贸以后的迅速崛起,更是投资及贸易超级全球化的强大催化剂。

全球化来到尽头?

如今的形势和当年已是大相径庭。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贸易占GDP的比例就出现下滑,美国如此,中国尤其不例外,仿佛是超级全球化来到了尽头,开始掉头了。

罗德里克早在1997年就出版了名为《全球化走太远了吗?》一书,阐述全球化对劳资关系及社会规范所带来的冲击,2011年出版的《全球化矛盾:民主与世界经济的未来》更是提出了有名的 “世界经济的政治悖论“,强调民主体制、国家主权及全球经济整合之间,三者只能择其二的矛盾。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印证了罗德里克的推论。与低薪的发展中大国的贸易挂钩,压制了美国普通工人的薪金增长,贸易全球化于是被认定为经济精英与蓝领之间收入严重不均、中产阶级的经济空间受到压缩的罪魁祸首。

大国互不信任加剧

英国脱欧与欧洲极右政党的崛起,也同样离不开群众对贸易全球化过度倾向资方利益的强烈不满。反精英及反全球化似乎成了发达国家的社会共识。

在票选的民主体制里,国家主权还是全球经济整合,显然是简单不过的选择题。

至于中国,国家主权无疑是凌驾于国际经济整合之上的,前者为体,后者为用,所以后者服务前者,只不过国家主权至上的考量和选票无关,那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基因,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衍生,即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皆由国家控制。

后来发生的冠病疫情及俄乌战争,更是加剧了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各自推行以国家安全为由来发展本土战略性工业的政策,中国有双循环、美国有通胀削减法案及技术出口管制、欧洲有开放性战略自主,彼此之间去风险化、全球供应链去中心化及短链化的风潮已不可逆转。

工业出口模式难再续

按此来看,罗德里克和斯蒂格利兹认为,以工业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将难以再续的看法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摒弃出口驱动,转向拓展内需市场,意谓着发展轨迹将朝进口替代工业前进。

奈何,历史教训几乎都对进口替代工业政策不利,拉丁美洲和东亚/东南亚之间发展的差异,就是最佳例子。

回看1933年,伦敦货币及经济会议结束以后,欧美各国重新回到金本位无望,随后逐一脱离金本位,摆脱全球货币整合对经济政策的牵制,挥别一战以前那五十年的全球化,把政策重心往国内经济倾斜。

但经济壁垒并无法稀释德意极右政党的统治,国家主权为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无法为国家带来安全,最终以二战结束。

历史何其相似,如今全球发展钟摆再次晃向保护主义,结局会否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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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2.0/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托德·G·布赫尔茨(曾任老布什政府白宫经济政策主管、老虎对冲基金董事总经理)、迈克尔·明德林(专注于能源和企业软件的风险投资和成长型股权投资者)

从美国两党对自由贸易的同样不屑一顾可以看出全球化正处于奄奄一息状态。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那段时间两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贺锦丽似乎都对关税持欢迎态度。

这种倒退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危险要比对美国更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从2016年开始实现了显著反弹。在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那年展开激烈选战后,美国在经济增长、生产率和股市回报方面都超过了其他七国集团国家。

与其伙伴相比美国看起来更具活力,抵御贸易风暴的条件也更完备——毕竟有着3.4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出口仅占美国GDP的11%,但占德国GDP的近50%。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凭借其庞大低成本劳动力从全球吸纳了大量工厂就业岗位,而如今美国的高管们发现该国严苛的制度和不断上涨的工资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与此同时美国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硅谷、奥斯汀和罗利-达勒姆的创新中心正在为“美国制造”这个选项注入新的活力。

全球化的道路

历史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参考。1944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美英和加拿大军队正在诺曼底海滩发起猛攻,而太平洋舰队则夺回了几乎所有日占领地。那么在硝烟散尽后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美国通过推动自由贸易来向盟友和曾经的敌人们赠送了一份战后大礼。尽管拥有足够军事力量和制造实力来维护帝国统治,但它却选择了经济开放。美国政府召集各国财政部长在布雷顿森林制定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规则,并开放了进口边界,允许美国消费者购买索尼袖珍收音机、福士伟根甲壳虫汽车等商品(当然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

美国为何选择这条道路?两个字:冷战。着眼于下一场冲突的美国政府开始下一盘经济大棋——当时苏联人还在琢磨如何摆棋盘呢。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团队运动,为此美国必须招募更多队友。

屡创经济奇迹

这一政策与该国近代历史南辕北辙。美国本可以回归将2万多种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了60%、使本国进口减少了三分之二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保护主义政策。然而一些非凡的事件发生了。美国海军部署了超过6700艘船只来确保航道安全,全球化得以重生。各国可以专注于生产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商品并获取国内无法获得的产品。不久之后德国人、日本人以及后来的韩国人便创造了经济奇迹。

世界因此变得异常富裕。全球GDP从1960年的约1兆美元飙升到2022年的超过100兆美元,而全球极端贫困率从54%下降到10%以下,预期寿命则从50岁大幅增加到73岁。

然而这个“美国治下的和平”在冷战结束35年后已经失去了光彩。海军的规模缩减到只剩296艘军舰,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等昔日的大城市也因制造业迁往中国和墨西哥而日渐衰败。

中国的崛起

在民粹主义政客和陷入困境的选民眼中,全球化似乎更像一架特洛伊木马而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支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个众人眼中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崛起。

但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的预言并未实现。事实上自1990年代初以来该国的劳动力成本已增长了5倍,而且现正面临着比罗马帝国更严重的人口崩溃。

美国复苏

而另一方面美国却在经历一场复苏。鉴于冠病疫情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美国的工业建设支出在2020-2022年间翻了一番,而且还会在2022-2024年间再次翻番。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和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正在成为半导体制造中心,就连底特律也再次焕发生机。

油页岩革命带来的低能源成本连同各类先进工业技术重塑了美国经济——很少有人能在世纪之交时预测到这一点。这种复苏也展现在了金融市场上,过去十年中那些专注于资本品的中小型企业的股价表现要优于大市。

在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市场动荡、流动性挑战以及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的影响下,当今的投资者难免会感到紧张。但随着21世纪经济故事的逐渐展开,美国不仅抢尽了风头,还主导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可能会迎来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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