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三大改革护航经济/李兴裕

随着团结政府的成立,现在是所有大马人团结起来的时候了,政治党派放下歧见、作出妥协; 共同努力维持稳定和良好的政治监管环境,并实施可靠的经济管理,以“重建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大马必须保持和加强作为本区域多元与自由民主国家及开放经济体的地位。 新政府须坚持奉行中庸进取政策的执政原则。

大马迫切需要确保和维持各族之间的和平共处,以及不同的种族路线政党必须密切合作,以维持政治稳定,以实现包容、可行和持久的社会经济发展。

多元种族社会的种族和谐、相互容忍和理解,是国家成功的秘诀,应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所有大马人和谐与和平的生活环境。

从深刻的意义上讲,我国的经济韧性与在更完整、更稳固的系统上建设社会有关,这些系统不易因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破坏力而瓦解,并更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加强生态系统抗危机

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息息相关。政府和立法者的承诺和问责制,都需符合预期和具有竞争力,并确保我们的政治和公共机构为民主运作良好作出贡献,促进施政体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令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团结在一起, 加强我们的生态系统,以抵御未来的危机。

2008至09年发生的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大马经济增长尽管不均衡,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需求增长驱动,并获得强稳的出口表现辅佐。

大马在 1990 年代、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完成了经济、金融和企业改革的各个阶段,使得国内经济、金融体系和企业更具韧性,以抵御经济和金融冲击。

当我们在冠病疫情危机后重建更强大的经济时,我们必须加强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体制、经济和社会)基础,这三大支柱仍存在令人不安、不均衡的弱点和裂缝。

1. 体制改革

我们需要进行体制改革,以改善经济和政治监管,加强国会所扮演的角色和自主权,提高立法过程的素质,以及加强制衡机制。

薄弱的体制和监管,将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 贪污与不当使用公帑,导致更多的资源浪费和不当分配,并用于非生产性与寻租活动。

薄弱的法律和法治制度,会削弱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阻碍投资与革新,导致长期经济增长放缓。 平民百姓也可能被剥夺正义、自由和社会和谐。

我们必须进行各种改革,以建立稳定与可信的公共机构、信任法治,以及在国会民主制下运作的良好政治体制。

两党制合作委任国家各个主要廉政机关的首席专员,对于确保有关机构能在不受政治干扰下独立运作至关重要。

两党成立的委员会,可提名选举委员会、司法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Suhakam)等4个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以及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的首席专员; 并对这些廉政机构进行独立监督。

反贪会是我国最重要的肃贪机构,应通过将反贪会的法律地位,从政府机构更改为联邦宪法下的一个委员会,直接向国会报告,从而摆脱目前由首相和政府管控的局面。

2. 经济改革

我们必须进行痛苦的改革,以解决大马经济仍普遍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弱点。 其中包括财政空间收窄、中等收入陷阱、生产力增长缓慢、缺乏熟练劳动力、科技的采用和数字化缓慢(尤其是中小企业),以及私人投资,尤其是国内直接投资的步伐不均。

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是修复政府的财政,并将债务和负债控制在可管理的水平。 政府必须加快制定财政责任法令(FRA),以提高财政管理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包括监管国债上限和连带负债(Contingent liabilities),以及扩大收入基础。需要专门立法来监管政府采购流程,以加强问责制。

我们必须解决广泛而根深蒂固的各种经济机遇与收入差距; 必须重新定义政府和官联公司在市场中的角色; 扶贫政策之类的计划必须不分种族,而是根据收入、需求和地区来推行。

公共政策和举措应不分种族地,侧重于缩小 B40 家庭与国民收入之间的收入增长差距。 政府可制定一个涵盖教育、技能再培训与技能提升、商业与创业发展以及就业能力的收入增加计划,以帮助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使其增长速度更快。

拟订一个可持续的主流社会保护框架,被视为对保护弱势群体至关重要。 长远来看,永久性发放生活援助金,在政府的财政上是难以为继的。

我们必须摆脱对政府现金援助的过度依赖,以避免耗尽有限的财政资源。政府的计划和举措必须侧重于提供更好的教育、技能提升和再培训; 改善家庭和个人的技能,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并拥有更高薪的工作。

3.社会改革

涉及社会和团结经济的公共政策,必须把与公平、提供基本需求、社会包容和重新分配、民主施政和重新分配、社会与环境正义相关的计划和举措考量在内。

公共政策的改革,旨在减少性别不平等、促进与保护女权与儿童、照顾贫困与弱势家庭及年长者,以及包容非正规经济领域员工。

大马已被公认为一个人口老化的国家,因为65 岁及以上人口,预计将于今年达到 7.3%(2020 年为 6.8%,2010 年为 5%)。 虽然在 2020 年,女性人口占全马人口的 47.7% 或近半数,但她们在 2021 年的劳动力参与率仅为 55.5%。这个比例相较于邻国新加坡 (69.7%) 和泰国 (66.8%) 显得偏低。

人口老化也意味着政府的财政开销将进一步增加,以支援老龄化社会的医疗保健与社区项目。政府在老年人社会保护方面的开销,从2015年的14亿令吉,分别于 2020及2021年增至23 亿及24 亿令吉。

政府还总共花费了280 亿令吉用于养老金开销,涉及约 88万7000 名退休公务员,其中 28.3% 用在 65 岁及以上者身上。

社会改革的其中一个环节,是实施全民医疗保健计划 ,以确保国人能获得所需的优质与可负担医疗保健,而不会因此陷入财务困境,这包括对非正规领域经济员工等被忽视的领域提供健康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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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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