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蒂芬·S·罗奇（摩根史丹利亚洲投资有限公司前主席，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在即将于7月15日至18日举行的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将有机会确立可能重塑国家未来几年发展方针的政策框架。

但我们不必对此有所指望，因为有充分理由认定西方的中国观察家们，对即将到来的结果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这种情况在2013年底的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也曾出现过。

那次政策会议被广泛誉为新领导人习近平在胡锦涛时代未完成改革后，将中国引上一条不同道路的历史性机遇。空气中弥漫着兴奋的气氛，乍一看全会似乎取得了成果。

会后发布的公报列举了300多项改革提案，涵盖了广泛的领域——从国有企业、土地政策、对外贸易到投资改革和环境及社会福利政策。

但2013年的那次会议，最终并未符合西方人士的殷切期望。

改革的实施令人失望，全会最大的承诺——赋予市场在引导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未能实现。

演变为监管体制

相反，习近平治下的体系越来越以国家为中心。期间那些年与其说是成功执行了全会推动的改革，不如说是逐渐演变出了一个迅速广为人知的、名为“习近平思想”的领导人中心式监管体制。

这种对监管的关注，延续了前面几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模式。例如1978年底那次会议成为了确立邓小平领导核心地位和中国“改革开放”转折点的重要平台。同样，在江泽民领导下的1993年三中全会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

会前暗示有误导性

根据以往这些成果，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更可能产生与意识形态和监管相关的声明，而非针对具体问题的详细行动计划。

因此，中国官员在本次会议召开前做出的许多暗示可能具有误导性。人们对旨在解决中国一些最严重问题——尤其是在房地产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新改革抱有相当大的期望和炒作。

同时，习近平和他的领导团队也将注意力引向了“新质生产力”和推动前沿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必要性上。

但是这些重要挑战不大可能在即将召开的政策会议上得到解决。

跟以前一样，重点可能还是会放在监管上，并与那些预先宣布的目标保持一致，比如“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和“深化全面改革以推进中国现代化”。

我们不应将这些声明简单地视为口号，而应将其视为事实。自2012年底以来，监管一直是习近平的主要关注点。始于2013年的大规模反腐运动，迅速演变为对一个领导人中心式权力架构的全面重塑。习近平不仅出版了关于中国监管的四卷著作，还在事实上接管了中共决策流程的各个方面。

习近平标志性的监管运动，也不应被视为纯粹的国内活动。它还被用来塑造中国的大国抱负。邓小平时代中国所谓“韬光养晦”的低调谦虚态度，已经一去不复返。

相反，习近平公开试图借助全球监管的三大支柱性手段——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来重塑国际秩序。

加倍兑现“中国梦”

实际上，习近平正在加倍兑现他在2012年底首次提出“中国梦”时宣布的宏伟承诺。习近平相信如果没有在监管方面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崛起就将受到阻碍。

从某种关键角度来说这个令人失望的结论。西方人一直都很难理解和接受中国对监管的重视。这是因为我们往往更注重解决具体问题。我们认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是中国领导人采取新战略以应对经济困境的机会。

监管，尤其是一个充斥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权力整合之间相互作用的行为方式，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答案。

但正如已故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宾塞（Jonathan Spence，又名史景迁）一再强调的那样，我们的答案往往不是中国的答案。

中国无疑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除了房地产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外，中国还必须应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封锁压力。然后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问题：通过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结构性再平衡，来调整中国经济。

这只有借助对医疗保健、退休和阻碍国内迁移的户口制度进行久违的社会安全网改革才能实现。如果中国想要将因恐惧驱动的过度预防性储蓄，重新变成一个更强劲消费社会的推动力，那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领导层过度承诺

但这只是我自己的三中全会议程，不是中国的。大多数中国观察家都在关注另一份冗长的总结性公报中可能包含的具体问题细节。但不要被迷惑了，因为经验表明中国的领导层往往会过度承诺。

中国的三中全会一直以来都是关乎监管问题，而这次也不太可能有所不同。对习近平来说，通过一场中国监管革命来巩固权力仍然是最高优先事项，而且这一工作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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