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国的储蓄难题/Project Syndicate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央行披露的银行存款激增的数据,受到广泛关注和解读。

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2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兆元(约15.4兆令吉),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兆元(约10.49兆令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比2021年住户存款增加额9.9兆(约5.8兆令吉)元多出了8兆(约4.7兆令吉)。而且,仅11月和12月,居民存款就分别增加2.95兆(约1.7兆令吉)和2.19兆(约1.3兆令吉)。

在很多外部观察家看来,这一被抑制的购买力数据如能在2023年释放,似乎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是个利好。

但实际上,尽管中国在2023年有望看到消费的报复性恢复,但这并不改变中国家庭将长期维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的事实。

2022年中国家庭过多的存款,仅仅意味着家庭支出在当年确实大幅度下降。但这些减少的支出不只是在消费方面。

是的,针对冠病毒株的严格防疫政策,和在部分主要城市采取的静默管理措施,确实导致家庭的正常消费支出被抑制,成为一种“强制储蓄”。

购房理财支出偏高

随着中国严格的封控政策被放弃,正如刚刚过去的农历春节所显示的那样,消费增长的恢复势头已经显现。但认为去年过多的家庭存款会在今年全部用于消费支出,那就过于天真了。

事实上,这些过多的存款并非都是被抑制的消费支出。对于中国的家庭,作为预防性储蓄的主要部分,购房支出和投资理财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只不过,2022年这些原本用于购房或投资金融产品的支出,更多转化为了银行存款。

家庭预防储蓄过高

根据现有多个市场研究机构的估计,居民在2022年可能大幅度减少约3兆至4兆人民币(约1.76至2.35兆令吉)的购房支出,而且由于股市和理财产品(WMPs)表现不佳,居民投向各类金融资产的资金,也相当部分回流到银行成为了存款。

这种现象多由经济不景气、不确定性加大和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恶化导致。

所以,即使2023年中国家庭的消费支出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在有限的未来,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并不容易得到实质性改变。

中国央行《2022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家庭的储蓄意愿持续较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仅占22.8%,比上季减少1.0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1%,比上季减少0.3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19.1%,比上季增加1.2个百分点。

充分预估各方支出

中国的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居民对住房、育儿、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负担,有较为充分的预估。

尽管过去20年中国家庭的收入增长强劲,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覆盖面不断扩大,但由于保障水平低下,加之居民家庭可享受的公共福利项目过少,对家庭的储蓄率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储蓄率依然较为稳定。

不过,为了将来,中国确实需要认识到家庭的过高储蓄倾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挑战并要努力改变它。

社会保障未达水平

过去30年,中国在重新构建社会保障体制方面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至今还没有在社会保障体系和家庭福利项目方面,达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对称的应有水平。

一方面,居民家庭可以获得的福利项目和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的保护水平低下,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家庭收入相对高的大城市,昂贵的住房、育儿、教育、医疗和养老负担,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维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原因。

住房制度须改变

为此,中国需要切实在目前的单一住房制度上面做出系统性改变,在城市地区加快构建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和长租房屋的供给体系并做出严格规划,国家应该为这些房屋的品质和社区配套设施,制定统一的国家标准并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

这对于减轻年轻一代的支出负担并降低他们的储蓄动机至关重要。

而在育儿、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方面,中国需要尽快设计和推出更多为家庭支出买单的福利项目,并大幅度提高国家在包括医疗、教育和养老等保障方面负担的比重。

事实上,给定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府年度投资支出规模,将部分投资项目的预算,转化为针对目标家庭的公共福利项目开支,是没有问题的。

改革财政支出模式

而且,中国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要加快研究和操作如何有效充实国家的社会保障基金,在此前提下,应该设定一个目标,比如在不迟于2030年能够为中国的家庭在医疗、退休养老等方面,提供一个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

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对其现有的财政支出模式和保障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的时候了。不然的话,家庭过多的储蓄将会成为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像过去这些年表明的那样,由于消费不振,中国政府不得不继续依赖更多的投资支出,以阻止总需求恶化,但这么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持续的放缓。

着眼于未来,中国确实也需要着手建立起一个与健康的经济发展,和应对快速老龄化相适应的国家财税体制,而且已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国家要考虑如何为家庭花费更多,以便家庭未来有更多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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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锦丽下象棋 特朗普下跳棋/Project Syndicate##

作者:肯尼斯·罗格夫

无论是副总统贺锦丽还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赢得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一结果无疑都将对美国的政治气候产生深远影响。

但由于特朗普对政策缺乏兴趣,而贺锦丽竞选团队又在努力转移人们对乔·拜登执政期间食品价格上涨的关注,因此大选结果会对经济产生多大影响还不好说。

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对大选基本保持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或许是因为投资者认为贺锦丽和特朗普都无法确保对国会参众两院的控制,从而限制了他们制定有意义立法的能力。由于民调和博彩市场都预测大选结果将异常接近,因此有理由认为政治僵局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我看来民主党大获全胜的几率正在增加,而投资者最好对此予以关注。

自从拜登结束竞逐连任、贺锦丽开始崛起以来,共和党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特朗普——似乎在下跳棋,而民主党人则在下国际象棋。虽然共和党内不乏敏锐的战略家,但该党领导人要么无视他们的建议,要么缺乏去足够的关注去予以落实。

赢取公众注意力

相比之下民主党的竞选活动却异常严谨,贺锦丽基本上不接受媒体采访,也不参加任何没有预先安排的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她和竞选伙伴蒂姆·沃尔茨与一位极其赞同她的CNN记者进行了座谈以争取支持。事实证明贺锦丽的这一策略非常有效,她在精心准备的演讲中展现出了自身魅力和能量,并在首次接受采访时轻松顶住了压力。而主宰新闻圈十年的特朗普则发现自己已被边缘化,只能想方设法夺回公众的注意力。

如果民主党赢得白宫,守住参议院,并重夺众议院,贺锦丽就能颁布全面的经济改革。倘若能撤销参议院的阻挠议事程序规则(正如民主党人曾多次誓言的那样),那她的政府即使在微弱多数的情况下也能冲破共和党的抵制。

虽然这一策略无疑会为共和党人最终再度掌权时采取同样的手段埋下伏笔,从而可能导致长期动荡,但民主党领导层似乎对此并不感到担忧。

增税解决长期债务

尽管如此,获得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控制权将使贺锦丽和民主党至少能够部分解决美国的赤字问题(预计2024年将达到1.9兆美元),以及通过急需的增税措施来解决长期债务问题。

贺锦丽已经提议提高对富人和企业的税收以便在未来十年内创造5兆美元新收入,但如果要在不增加赤字或不违背不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者增税承诺的情况下实施其雄心勃勃的进步计划也是极不容易的。

虽然贺锦丽说她希望为特朗普和过去十年美国政治的“翻页”,但估计也不太清楚书的下一章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特朗普也提出了增税建议,不过是以普遍征收10%进口关税和对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的形式实现的。鉴于2023年美国进口的商品价值超过3兆美元,这种做法确实可以带来可观的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关税在征税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很常见。

赤字难减

但尽管特朗普声称的方案与贺锦丽相反,但他提议的关税——虽然从技术上讲是对国外企业征收的——最终会导致美国消费者承受更高物价以及大多数成本。此外其他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采取报复行动,从而进一步推高进口商品的成本。

特朗普和贺锦丽似乎都对减少赤字不感兴趣。贺锦丽的经济方案包含几项代价高昂的措施,比如恢复拜登政府的儿童税收抵免政策,为首次购房者提供补贴等。

考虑到贺锦丽作为加州进步民主党人的背景,人们怀疑她的支出议程最终将远远超出这些初步建议。

特朗普则承诺为所有人减税,发誓不仅要让低收入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福利免税,还要给富人减税,因为后者承担的税率更高因此应当受益最大。这种做法当然是鲁莽的。

美联储政策

在美联储问题上两位候选人之间的对比更加明显。贺锦丽承诺尊重美联储的独立性,不过她很可能会任命一些倾向于保持低利率的鸽派官员,甚至不惜冒着通胀上升的风险。

特朗普则建议总统应当在美联储的讨论中拥有“发言权”——这就让人回到了央行自治之前的时代。同时考虑到特朗普垄断对话的倾向,人们不禁要问其他人是否真的有机会发言。

理想的情况是双方都不会在11月大选中获得执行其意志的权力。

但如果有一方最终控制了白宫和参众两院,那么民主党的可能性要比共和党大得多。

尽管贺锦丽的任何胜利都将有利于美国的灵魂,但它对经济的意义却远非如此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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