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在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波及全球时到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没人能预见危机的到来？” 

而2021年的高通胀率——尤其是在12月消费物价按年增幅达到四十年来最高值—7%—的美国——也理应引发同样的问题。

通胀不像金融危机那样一定是坏事，特别是在物价上涨与经济迅速改善齐头并进之时。同时虽然金融危机可能在本质上不可预测，但预测通胀却是宏观经济建模的一个主要内容。

那么为什么去年几乎所有人都严重错判了美国的通胀形势呢？去年5月，对36位私营机构预测者的调查显示，2021年的通胀预测中值为2.3%（以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衡量，也是美联储事实上的目标指标）。

作为一个群体，这些人认为去年通胀率超过4%的可能性为0.5%——但按核心个人消费支出衡量，该比率似乎会达到4.5%。

美联储错判

而专门负责设定利率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这方面也好不到哪里去，其18名成员中无人预计2021年的通胀率会超过2.5%。

金融市场似乎同样出现了错判，债券价格也是依照类似的预测设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会预算办公室、拜登政府，甚至许多持保守派立场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

这种集体失误中有一些是因为预测者没有或无法预期的事态发展造成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都将通胀上升归咎于冠病德尔塔变异株减缓了经济的重新开放。

但他和其他人早些时候却认定2021年春季的通胀率上升，是因为疫苗接种减少了病例数而刺激了经济过快重开。只不过这两个借口都不太可能站得住脚，因为德尔塔变异株的出现——正如2020年的冠病疫情一样——都可能使通胀率低于原本应有的水平。

而供应链中断则是另一个据说颠覆了整个通胀预测的意外事态。但虽然疫情确实在生产网络中造成了一些阻碍，但大多数生产者的产量都比去年多得多，美国和全球的制造业产量和船运量都大幅上升。

未认真对待经济模型

这就将我们引向了一个更重要的预测错误来源：人们并未足够认真地对待各类经济模型。

那些基于最近形势得出的预测，几乎总能和那些基于更复杂模型的预测一样精准，甚至更优。而例外情况则是出现了一些远超出近期经验范畴的经济投入——比如2021年对美国经济的2.5兆美元的特殊财政支持，其规模相当于GDP的11%，也远远大于二战后出台的任何财政方案。

一个简单的财政乘数模型都会指出，2021年最后三个季度的平均产出将比疫情前的潜在估算值高出2至5%。如果认为如此量级的刺激措施都不会导致通胀，那要么得相信如此巨大的调整会在短短几个月内实现，要么得认定财政政策是无效的且不会增加总需求。但这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各类经济模型也让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有几个因素会在2021年降低美国经济的潜力。这些因素包括过早死亡、移民减少、资本投资搁置、为强化经济疫情抵御能力所支付的成本、疫情引发的劳动力退出，以及迅速重整一个被撕裂的经济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这些制约因素都使得额外的需求很可能进一步推高通胀。

高失业率只是暂时

最后一组错误，是由于我们的模型缺少关键输入或解读而产生的。就人们对经济模型的依赖程度而言，他们经常使用菲利普斯曲线来预测通胀或基于失业率的通胀变化。

但这些框架很难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失业率很可能由于冠病危机而（至少是暂时性地）上升。

更重要的是，失业率不是衡量经济闲置状况的唯一参数。疫情之前的各项估算显示“退出率”以及失业工人与职位空缺的比率，更能预测工资和价格上涨。这些其他闲置指标在2021年初就已经告急了，到了今年春天则变得更为扎眼。

今年通胀料3至4%

回想起来，我觉得思考2021年最有用的心智模式，是将财政乘数应用于名义GDP，用它们来预测财政刺激措施会花多少钱，然后通过了解经济的生产能力来尝试预测实际GDP，而这两者之差就是通胀率。

各项乘数表明2021年的总支出将上升很多，而各类生产限制因素则表明产出无法实现对等的增长，它们之间的差就是高得让人吃惊的通胀率。

那我们该如何借此理解2022年的通胀？与其做出未来将重复过去走势的惯性预测，认真对待我们的模型意味着要考虑到高水平的需求、持续的供应限制，以及名义工资快速上升且通胀预期不断高涨的、日益紧张的劳动力市场。

一些类型的通胀（特别是商品价格）今年可能会下降，但包括服务通胀在内的其他类型通胀可能会增加。

因此我预计美国的通胀率将在今年再度大幅上升，或许不会像2021年那样高，但很可能在3至4%的范围内。

不过，去年最重要的教训则是要保持谦逊：我们都应该为自身预期设立一些大的误差区间，并随时准备因应经济形势的发展更新自己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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