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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贸易预期理论”看国家冲突/马来西亚安邦智库

全球化带来了大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对其相互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否有重大影响?这个过去看似不可能的问题,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的当下,却变得极为现实和迫切。

美国学者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认为,如果一个经济上依赖他国的国家,对于这种未来环境的预期是正面的,那么它往往能够对维持当前和平的种种好处,以及开战带来的机会成本的清醒认识。

这样一来,经济相互依赖就成了促进和平的力量。然而,如果这样的国家对未来经济环境的预期是负面的,认为自己将无法与外国进行贸易,也得不到外国投资,而与这个国家贸易和投资很快就会被其他国家中断,那么现实主义的逻辑就会起作用。

这样的国家往往认为,如果不能得到关键的原料和投资,进入不了重要的出口市场,其经济将无法健康发展,与抵抗力较强的行为主体相比,就要开始衰落。

假如该国预计自己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那么其领导人就会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战争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简单说,与其听凭国家衰落,日后在崛起的国家面前被动挨打或被迫顺从,倒不如先打上一仗。

这种观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预防性战争”相似,戴尔科普兰称之为“贸易预期理论”。

科普兰认为,在多种大国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和关于未来贸易投资的预期相结合起来,会形成一种关键的推动力,能够决定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和冲突的概率。

在当前弥漫世界的逆全球化浪潮之中,似乎也能看到“贸易预期理论”的影子。

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原则,认定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通过贸易占了美国的大便宜,使得美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而中国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害最大。因此,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压和制裁措施。

当代世界在大国之间难以轻易诉诸战争,而是以更加多元的非战争形式来体现——贸易制裁、科技制裁与封锁、金融制裁、外交攻讦以及地缘政治打压。

地缘政治恶化恐掀战争

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这种由经济关系而引发的地缘政治关系全面恶化,只不过是过去的“贸易-安全”导致战争模式的替代品。

如果地缘政治摩擦进一步激化,突破了某一方面的承受底线,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战争也并非不可能。

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领导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危险的恶性循环,因此,有理由维持目前行事中庸的名声,实行谨慎的领土政策,与他国不断开展贸易,并在相对开放的态度中,愿意吸纳共同的国际规则。

这种观点有助于形成一种格局:大国之间往往能够长久并存,不发生严重的冲突和战争。

但是,如果国家领导人持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在世界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大国不得不永远担心其他国家今后意欲何为,对未来前景做最坏的打算,因此,各国要最大限度地扩张实力。那么,大国之间走向激烈冲突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增。

如何避免大国之前因为贸易问题而引发安全冲突呢?一些学者们认为,这取决于国家主体决策的理性程度,以及对冲突双方力量和决心的客观判断。

理性的行为主体有动力达成协议,避免战争对彼此都造成损失,使得战争情况不致出现,从而改善双方的境况。

但如果行为主体不了解真正的力量对比和对方的决心,或者不相信对方会遵守协议中的承诺,则有可能发生战争。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

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malaysia@anbo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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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2.0/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托德·G·布赫尔茨(曾任老布什政府白宫经济政策主管、老虎对冲基金董事总经理)、迈克尔·明德林(专注于能源和企业软件的风险投资和成长型股权投资者)

从美国两党对自由贸易的同样不屑一顾可以看出全球化正处于奄奄一息状态。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那段时间两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贺锦丽似乎都对关税持欢迎态度。

这种倒退对世界其他地区构成的危险要比对美国更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从2016年开始实现了显著反弹。在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那年展开激烈选战后,美国在经济增长、生产率和股市回报方面都超过了其他七国集团国家。

与其伙伴相比美国看起来更具活力,抵御贸易风暴的条件也更完备——毕竟有着3.4亿人口的巨大国内市场。出口仅占美国GDP的11%,但占德国GDP的近50%。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凭借其庞大低成本劳动力从全球吸纳了大量工厂就业岗位,而如今美国的高管们发现该国严苛的制度和不断上涨的工资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与此同时美国丰富的能源资源以及硅谷、奥斯汀和罗利-达勒姆的创新中心正在为“美国制造”这个选项注入新的活力。

全球化的道路

历史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参考。1944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美英和加拿大军队正在诺曼底海滩发起猛攻,而太平洋舰队则夺回了几乎所有日占领地。那么在硝烟散尽后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美国通过推动自由贸易来向盟友和曾经的敌人们赠送了一份战后大礼。尽管拥有足够军事力量和制造实力来维护帝国统治,但它却选择了经济开放。美国政府召集各国财政部长在布雷顿森林制定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规则,并开放了进口边界,允许美国消费者购买索尼袖珍收音机、福士伟根甲壳虫汽车等商品(当然同时也采取了一些保护主义措施)。

美国为何选择这条道路?两个字:冷战。着眼于下一场冲突的美国政府开始下一盘经济大棋——当时苏联人还在琢磨如何摆棋盘呢。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团队运动,为此美国必须招募更多队友。

屡创经济奇迹

这一政策与该国近代历史南辕北辙。美国本可以回归将2万多种商品的平均关税提高了60%、使本国进口减少了三分之二的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保护主义政策。然而一些非凡的事件发生了。美国海军部署了超过6700艘船只来确保航道安全,全球化得以重生。各国可以专注于生产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商品并获取国内无法获得的产品。不久之后德国人、日本人以及后来的韩国人便创造了经济奇迹。

世界因此变得异常富裕。全球GDP从1960年的约1兆美元飙升到2022年的超过100兆美元,而全球极端贫困率从54%下降到10%以下,预期寿命则从50岁大幅增加到73岁。

然而这个“美国治下的和平”在冷战结束35年后已经失去了光彩。海军的规模缩减到只剩296艘军舰,圣路易斯和巴尔的摩等昔日的大城市也因制造业迁往中国和墨西哥而日渐衰败。

中国的崛起

在民粹主义政客和陷入困境的选民眼中,全球化似乎更像一架特洛伊木马而不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支柱。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个众人眼中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崛起。

但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的预言并未实现。事实上自1990年代初以来该国的劳动力成本已增长了5倍,而且现正面临着比罗马帝国更严重的人口崩溃。

美国复苏

而另一方面美国却在经历一场复苏。鉴于冠病疫情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美国的工业建设支出在2020-2022年间翻了一番,而且还会在2022-2024年间再次翻番。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和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正在成为半导体制造中心,就连底特律也再次焕发生机。

油页岩革命带来的低能源成本连同各类先进工业技术重塑了美国经济——很少有人能在世纪之交时预测到这一点。这种复苏也展现在了金融市场上,过去十年中那些专注于资本品的中小型企业的股价表现要优于大市。

在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市场动荡、流动性挑战以及乌克兰和中东战争的影响下,当今的投资者难免会感到紧张。但随着21世纪经济故事的逐渐展开,美国不仅抢尽了风头,还主导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可能会迎来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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