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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时代终结?/黄锦荣

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前,大马十年国债利息一般都在6%以上的水平游走,而风险较高的企业长期债息,也就需要更高一些,所以企业要想发债券集资来发展商业项目,那还得确保发展项目的回酬可观,资产素质优良,否则资不抵债,满盘皆输。

与此同时,利息水平对预期股息及企业现金流的折现价值,也起着决定性影响,利息越高,折现价值则越低。

为保折现价值,企业对于现金流的要求更高,股市投资者难免索求更高的股息回酬率,至于企业对于透过股市集资来发展的商业项目素质更无法太过将就。

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全球风险估值突然就拐了个弯往下走,利息走势也因此出现了巨大变化,不仅发达市场的利息长时间偏低趋零,新兴市场亦然,大马十年国债利息自2000年以后至今,平均就仅是4%,并在窄幅里波动,完全无视于国内政经在这段期间的跌宕起伏。

二十年的低息环境,对于期间所发生的经济与金融循环,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低息为房贷市场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瞬间蓬勃提供了氧气,也致使银行体系大量持有国债;低息既意味着更廉价的政府借贷,对债券投资而言,那则是无上限的资本获益空间。

于是乎供需皆获支撑,各国国债持续性增长,疫情以后尤其如是;至于对深受资金流动影响的金融科技来说,任何创投投资在低息环境下都是好机会。

针对长期利息突然往南转向并偏低许久的根本原因,历年来文献推断很多,当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伯南克提出的全球储蓄过剩论。

个中道理其实很简单,既来自亚洲的储蓄过剩,特别是储蓄率特高的中国及国内投资机会偏低的日本,都以对外汇储备需求的形式流向国际货币体系中心,进而压低了全球安全资产的收益率。

战争热点军费高涨

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因为避险偏好加深,风险溢价提高,投资需求下降,对资金需求也同步减少,储蓄难免过剩,出现萨默斯所谓的长期停滞,利息因此长期偏低。

然而,如今全球已经出现两个战争热点,欧美军事开支也达到历史新高,而中美新冷战会否在印太滑向“热战”的疑问,势必推高区域内各国的军事拨款。

显然地,遍地开花的地缘冲突,已不太可能在短期内突然好转,所以长期性地扩大军事拨款几乎已是定局,再加上近年来各国纷纷祭出的工业政策,动辄百亿,结果将是对资金需求出现大幅度的增加。

于此同时,中美竞争的升温,加剧了双边互信的断裂,美资从中国外撤,中国也持续减少持有美元外汇,全球金融市场出现了裂痕。

高息是长期现象

一旦中国的过剩储蓄不再流向美国债市,储蓄过剩论也将寿终正寝。同样的,美资的撤退让中企集资遇到难题,商投资本量大幅度缩水,双双面对资金供应量问题。

资金供应断层,需求却持续扩大,利息没有偏低的空间,低息时代恐怕即将要结束了,也就是说,当下的高息循环也许不再是个周期而已,也将成为一个长期现象。

面对如此利息局势,我国金融市场也将难以独善其身。

令吉将长期疲弱

利息的差距意味着令吉将长期疲弱,而国际套利的操作也将推高大马债息,对公共财政带来压力;往高息环境的过渡,也会对企业股权集资带来新的挑战,对初创企业的筹资生态引来震荡。 

也许是时候给高息时代附上一个发生概率,深思其利弊,拟定好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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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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