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银行危机两个半教训/黄锦荣
银行营运一般上乏味无趣，普罗大众甚少关注，但美国区域银行一周内爆雷不断，先有银门银行（Silvergate Bank）自行结束营业，紧接着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SVB）及标志银行（Signature Bank）被监管单位接管，后有十一家大型银行在美国财政部的协调下，给第一共和银行（First Republic Bank）注入巨额存款，顿时震惊全球，唤起众人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记忆。
然而，没有两个危机是完全相同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始于金融监管松绑，在金融创新的催化下，与房产抵押捆绑在一起的金融衍生品千变万化，什么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担保债务凭证、信贷违约掉期，通通成为全球各大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安全资产”。结果美国的次房贷危机以全球金融危机结束。
但这回的银行危机没有字母汤，仅有典型的利率风险及挤兑。即使是银门银行及标志银行与加密货币此类金融科技的关系密切，所涉及的业务离不开提供融资方便及支付手段。
风险集中没有扩散
而美联储的连番升息，就给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带来了潜在的利率差风险。
一方面，银行得支付不断升高的存款利息，于此同时，银行在升息以前所投资的长期债券却只能带来低回酬。对于资产风险分散的大银行而言，债券占比不高，压力尚且容易被抵御。
但区域银行的风险却高度集中——客源集中、存款来源及投资资产单一，硅谷银行一半以上的资产就是长期债券。结果山雨来袭，天崩地裂。
尤其是当挤兑开始出现，银行不得不变卖那些低息高价的债券，来应付退存款的需求，如此一来，账面损失也就成为实实在在的损失，存款不受保的储存户怎能不慌不撤存，单日挤兑就足以让银行资不抵债。
换个角度来看，正因为风险集中，受波及的企业局限于个别区域银行所服务的行业，且不涉及金融衍生品，各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并不错节盘根，因此，此番银行危机才没有形成全球金融海啸的断层线。
此乃第一个教训。
美联储干预稳定局势
而且于全球金融危机以后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允许美国联邦存款保险机构在第一时间接管出事银行，在保护储存户权益的同时，安排银行清盘，让债权人扛起责任。
美联储也没闲着，火速为银行提供短期带息融资便利，让面对存款外逃的银行免陷入偿付危机，阻断恐慌蔓延，防止系统性危机。
由于微观及宏观审慎政策反应皆到位，所以雷曼时刻并没有出现。
但反之亦然。中型银行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存在已久，非一日之寒，但却不受监管规范，因为多德-弗兰克法案在2018年曾在游说下被修订，提高监管门槛，让中型银行免于监管门外，始作俑者正是包括硅谷银行在内的中型银行。
由此可见，金融监管及中央的适时干预（及不干预）对于金融稳定而言，是何等重要。这是第二个教训。
平衡通胀及金融稳定
至于那半个教训，就是美联储该如何在通胀及金融稳定之间取舍。
曾几何时，在低息低通胀的年代，央行及学界大致认为货币政策可聚焦于通胀管理，把任何可能出现的金融状况交给宏观审慎政策。
但所谓的金融状况，是金融资产价格飙涨，所以在低通胀、低失业及高资产价格之间的取舍，毫无两难可言。
如今的处境截然不同，那可是高通胀及金融高度不稳定之间的取舍，两难相权取其轻，却也有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半个教训会如何收尾，还真的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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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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