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去碳化前景与危机/Project Syndicate

如果想要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1.5℃以内,实现整个世界脱碳至关重要。

但迫使新兴经济体过快实现净零排放可能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激增,以及整个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波动。而将这些国家整合进脱碳努力则需要一种更精妙的战略。

在过去一年里,众多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其中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多项方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0月9日至1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年会,在全球领导人齐聚一堂之际,有三项提议尤其值得认真辩论。

虽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对气候危机的促成作用很小,但它们的二氧化碳排放正在迅速增加。如果要实现其民众期望的经济增长,保持在碳预算范围内且摆脱化石燃料的话这些国家就必须在绿色技术方面进行重大投资,同时主要通过国际资本流来提供融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获得1.7兆美元(约8兆令吉)投资,才能实现绿色转型。但在2022年它们只设法拿到5440亿美元(2.57兆令吉)。

3提议相辅相成

这些融资中的大部分是以美元计价的,也因此加剧了低收入国家在冠病疫情和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已经在努力偿还的现有债务负担。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大部分收入都是以本国货币计算的,依赖其他外币融资似乎同样不切实际。

目前正在讨论的三项提议是相辅相成的。其中最为知名的是将本币融资带到了全球政策辩论前沿的布里奇敦倡议2.0。

最初的布里奇敦倡议——由巴巴多斯总理米娅·阿莫尔·莫特利及其气候顾问、经济学家艾维纳什·佩尔绍德倡导——专注于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资产)的发行;而最新版本的提案则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家多边开发银行提供补贴性担保以应对错误定价的货币风险,从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借贷成本。

第二个提议是扩大规模并向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货币交换基金提供担保,该基金是个旨在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一种高性价比方式去使自身免受汇率波动影响的风险分摊机制。

第三项提议鼓励各个多边开发银行和双边发展融资机构通过一个以当地货币运作的“在岸”平台整合它们的流动性需求。 

虽然这三项提议是针对不同国家和经济背景量身定做的,同时会对当地货币和国内资本市场的长期演变产生极其差异化的影响,但它们都可以大规模推广。

比如布里奇敦倡议关注的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大型排放国。这对于将全球升温幅度保持在1.5℃的门槛以下至关重要,也可以适用于许多发达国家。

同样,尽管货币交换基金主要处理那些规模较小且波动性较大的货币,但拟议中的在岸投资工具将为那些体制足够成熟的国家特别订制。这一群体可以扩大到涵盖更大和更发达的经济体,从而允许更广泛的对冲机制。

外汇风险增额外费用

布里奇敦倡议认为对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汇风险会产生额外费用。虽然该倡议的支持者发布了一份详细的实证分析,指出了这种额外费用的存在,但其影响仍有待观察;但无可否认在这些国家投资绿色技术的成本比在发达经济体高得多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

货币交换基金战略的关键源自于各种货币之间关联性缺失。而该基金纳入的货币越多,汇集的好处自然就越大。

相比之下,在岸平台的经济理由源于当中介机构能够获取当地货币时对冲成本也预计会降低;虽然仍不确定有多大能力去推广这一做法,但实现规模经济的潜力是存在的。

为了避免金融崩溃,国际社会必须协助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管理大规模资本流入。所有这三项提议都应与支持当地机构和市场的新一轮工作结合起来。

与其他两项提议不同,在岸机制可以通过与央行和商业贷款机构合作来推进这一目标。

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和全球显著性为推进这一议程创造了一个独特机遇;而提高发展中国家调动国内储蓄和稳定货币波动能力所产生的收益,将远远超过净零转型。

此外,拟议的在岸机制将促进多边开发银行之间本已增加的协同作用,与精简国际金融体系的更广泛目标相一致。

当前信用评级机构因多边开发银行无法获得与商业银行相同的流动性支持而对其进行惩罚;但通过协调其流动性管理,多边贷款机构可以大大提高其贷款能力。

债务上升引担忧

虽然迄今为止当地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有限,但希望依然存在。最近国际体系受到的冲击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不如过往的危机严重,表明已经具备了更强的宏观经济复原力。

然而债务水平的上升引发了新的担忧,尤其是在那些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增强这些经济体的复原力不仅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同时也对保持应对气候变化斗争的势头相当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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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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