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趋稳全力拼经济/李兴裕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最近在一项与媒体主管见面会上表示，随着我国政局已稳定下来，“我们2024年的首要任务当然是经济、经济、经济”。首相表示，迄今为止所实现的政治稳定，将有助于马来西亚在未来两三年内加强其经济。
大马人、企业和外国投资者将要求政府兑现昌明经济框架中概述的承诺和目标。随着最近的内阁改组，受人民委托的部长须加倍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利益勤奋工作，聚焦优先事项，将国家利益和全马人民的需求置于个人之上。
刚过去的2023年，团结政府的重点是恢复政治稳定，恢复马来西亚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推出关键的经济、工业转型和能源转型计划，为大马的下一次经济起飞奠定基础。
摆脱多年的政治不稳定后，政府提出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说法，即大马须进行更好的转型，并重新将我国打造成东盟首要的投资和贸易目的地之一。
安华重申我国需要改革。马来西亚必须改变，否则她将无法生存。我们同意安华的观点，即我国需要加快结构性改革，重建财政空间，帮助企业，特别是国内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升级，以竞争和发展，促进出口导向、提高生产力和提高劳动力技能，以及强有力的社会计划，帮助人们取得进步并保持弹性。
大刀阔斧改革
我们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以及需要改变什么。 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体制改革，我们必须承受痛苦的转型成本和调整。
潜在增长减弱的主要原因是私人投资增长缓慢（2020至2022年，年均增长率为4.9%；2016-2019年年均增长率为4.8%）；生产率增长放缓（2015至2018年每年1.81%）；制造业采用技术和工业4.0的转型速度较慢。
这是推动议程向前发展的号召行动；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广泛关键问题；旨在阐明我们面临的未来、我们想要的未来，以及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昌明经济框架概述了7个关键指标，分为“提高天花板”——旨在通过更大的区域化和增强竞争力来重组和提升经济，推动外来直接投资（FDI）和国内直接投资、数字化、永续绿色投资（气候适应能力、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食品安全），以及提升价值链。
提高经济底线
还有“提高底线”——确保包容性增长、优质就业和更高工资以及所有弱势家庭享平等机会，不分种族和区域。
在冠病疫情和第15届全国大选后，鉴于2021至2023年批准的国内外投资数量巨大，投资前景预计将保持乐观，这是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经济中期前景和良好投资环境恢复信心的迹象。
国内外投资者对大马的兴趣日益浓厚，大马投资发展局（MIDA）批准的投资总额大幅增加（2021至2022年每年2886亿令吉，而2006至2019年每年1723亿令吉）。
这些领域包括服务业（例如信息与通讯科技（ICT）服务，包括数据中心和云计算服务）和制造业，例如电气与电子产品、运输设备、石油产品、非金属矿产品、 机械和设备、科学和测量设备、食品制造和橡胶制品。
2023年，我国通过首相安华对中国、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海外贸易和投资代表团的正式访问，成功获得了总额3470亿令吉的投资承诺。2023年首9个月，MIDA已批准国内外投资者总计2250亿令吉的投资。
鉴于较高的投资实现率（2016年至2023年6月期间至少有85%的批准项目得到实施），这将转化为中期私人投资的更高增长。
4策略实现可持续增长
以下近期和中期优先事项，旨在增强马来西亚的经济弹性，实现可持续增长和更美好的未来。
1. 价格改革——时机及其对家庭和企业的影响。政府早已为马来西亚人做好准备，从今年开始推出实行针对性补贴的补贴合理化计划。价格控制和补贴改革对于财政可持续性和资源优化是必要的。精心设计的补贴合理化计划将提高改革的接受程度，同时整合现金转移支付计划。
全球原油价格疲软，在我国带来无需大幅提高价格的情况下，进行燃油补贴改革的机会。逐步实施针对性补贴，将使家庭和企业能管理价格和成本上涨，并能在不对经济活动造成重大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改变。采取现金转移等缓解措施，可抵消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物价上涨。尽管如此，管理这些成本的挑战仍将继续存在。
设高效一站式中心
2. 通过鼓励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来维持投资势头，扭转生产力增长放缓的局面，并增加半熟练和熟练劳动力的供应。除了商业环境改革之外，投资环境改革还解决了私人投资障碍或对经济增长具有约束力的具体问题（例如公共服务、法规和合规成本、监管体系和政策的透明度和一致性、海关程序等）。
不同政府部门和机构对法规如何适用的频繁不一致和解释，以及联邦、州级和地方当局缺乏协调，可能会在系列问题上出现重叠，导致企业和投资者效率低下。因此，高效的一站式中心对于满足投资者和企业的需求非常重要。在不建立新法规的情况下，消除繁琐法规等当前障碍和业务痛点，对于实现更加可持续和私人领域驱动的国内直接投资和外来直接投资 增长至关重要。
鼓励中小企自动化
3. 通过解决低生产力的驱动因素，例如技术获取机会有限，以及技术应用率低（特别是中小企业、金融和技能），提高资本与劳动力生产力。根据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将鼓励中小企业采用自动化和科技；为中小企业开发本地技术适应性解决方案提供商业生态系统。政府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针对性的支援，包括为展示领先科技的技术示范观摩团和实地考察提供资金。
在未来劳动力的技能提升和再培训方面，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PSMB）可以考虑通过与商会和行业加强合作，对培训模块、培训技术以及活动和促销方法的有效性进行定期检讨。
4. 通过重新规划整个旅游生态系统，发挥国内和国际旅游业的上升潜力。有效的旅游管理需要不同的方法和结构——“政府总动员方式”，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州和地方当局层面，能够在所有部门之间进行有效协调，并且资金充足。
我们需要为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做好早期准备，重点关注旅游政策、产品、市场和客户细分，以及加速数字化、基础设施开发、技能提升、品牌重塑和重新包装体验式和变革性旅游，以符合新的旅游趋势和模式。 游客在入境处、海关检疫和机场终站及住宿的旅程都需要高效、优质的接触点。
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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