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通常在威权领袖的带领下，民粹民族主义正在崛起。但大约40年前，曾在西方盛极一时的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包括政府精简、减税及放松管制，被认为理应强化而非削弱民主体制。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部分原因在于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根本就没有兑现承诺。

在美国和其他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发达经济体，1980年至冠病疫情流行期间，（经通胀调整后的）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相比前30年降低了40%。

更糟糕的是，中底层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停滞不前，而顶层收入却在不断增长，且对社会保障的蓄意削弱，则导致了更严重的财政和经济不安全。

年轻人理所当然地忧虑气候变化会影响他们的未来，他们亲眼目睹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国家，一直未能制定强有力的反污染法规（或者，在美国未能解决鸦片类药物危机以及儿童糖尿病的盛行）。可悲的是，这样的失败并不令人意外。

新自由主义的前提就是：相信不受约束的市场，是实现最佳结果的最有效手段。但即便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早期，经济学家也已经确定，不受监管的市场既不高效也不稳定，更遑论有利于创造出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收入分配。

社会自由被削弱

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似乎从未意识到，扩大企业自由会导致整个社会的自由被削弱。污染自由意味着健康状况恶化（甚至是哮喘患者死亡）、天气更为极端以及土地不再宜居。当然，任何事总有取舍；但任何理性的社会都会得出生存权比所谓伪污染权更重要的结论。

税收同样为新自由主义所厌憎，新自由主义将之定义为对个人自由的冒犯：无论收入多寡，人们都有权保留自己的收入。

但即使他们取得收入的方式合法，上述观点的倡导者也未能意识到，是政府对基础设施、技术、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使他们的收入成为可能。

他们很少会停下来思考，如果出生在没有法治的国家，他们还能不能拥有这些财富（或者，如果美国政府没有进行研发冠病疫苗的投资，其投资组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税收是文明社会代价

相反，那些亏欠政府最多的人，往往最先忘记政府曾为他们做过什么。如果不是2010年曾从奥巴马总统下属能源部获得近5亿美元（约23.7亿令吉）的救命款，马斯克和特斯拉将会发生什么？

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说过一句名言：“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所付出的代价。”这一点从未改变过：税收是建设法治或提供21世纪社会运行所需的其他公共产品所必需的。

在此，我们超越了单纯的权衡，因为每个人——也包括富人在内——都可以通过上述商品的充足供应而变得更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强制也可以是解放。人们已就此原则达成广泛共识，即要想得到必需品就须为其付费，而这就需要税收。

当然，小政府的支持者会提出许多开支应当缩减，包括由政府管理的养老金和公共提供的医疗保健服务。但同样，如果大多数人被迫承受在老年阶段可靠医疗或收入缺失所带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那么，整个社会都将变得不那么自由。

即使每位亿万富翁都被要求多缴纳一点税款来资助儿童税收抵免，会对其幸福感造成一定影响，但想想，这对于一个吃不饱饭或父母负担不起就医费用的儿童而言将意味着什么。想想看，如果成长过程中营养不良或受疾病困扰的儿童越来越少，那么，这对整个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成为今年众多选举的核心关注。美国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不仅意味着在混乱和有序政府、还意味着在经济哲学和政策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

现任总统拜登致力于利用政府权力来提升民众福祉，尤其是身处底层的99%，而顶层1%的福祉最大化，则是特朗普的关注。

在一所豪华高尔夫球场主持日常事务（当他自己没有站在法庭上成为被告时）的特朗普，已经沦为世界各地裙带资本家的捍卫者。

特朗普拜登观点迥异

特朗普和拜登对于应当努力创造什么样的社会看法截然不同。

在一种情况下，不诚实且具有社会破坏性的暴力和寻租将大行其道，而公众信任将继续崩塌，物质主义和贪婪则将最终胜出。

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民选官员和公务员将真诚致力于在信任和诚实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具创造力、更健康也更重视知识的社会。

当然，政治从来就没有所描述的那般纯粹。但没人能够否认，两位候选人对自由美好社会的构成看法截然不同。

我们的经济体制反映并决定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能成为怎样的人。

如果我们公开支持一个自私、厌恶女性的骗子——或者将这些视为轻微瑕疵而不予理会——我们的年轻人就会接受这样的信息，公职人员队伍最终会出现更多的无赖和机会主义者。我们社会将丧失信任，从而导致经济无法运行良好。

近期的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离开白宫仅仅三年后，公众就幸福地遗忘了其政府的混乱、无能和对法治的进攻。

但我们只需看看候选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具体立场就可以认识到，如果希望生活在重视所有公民并努力为其创造完整且令人满意生活的社会，那么选择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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