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薪金与上市有何关系?/程志彬
我国新的最低薪金制度,于去年5月1日在所有行业生效,在大马职业分类标准(MASCO)下被列为专业领域的雇主,都必须从5月1日起落实1500令吉最低薪金*。
个人觉得,分析最低薪金制的影响可分为几个层面。从政府角度来看,是希望老百姓或大多B40群体可以有更高的收入,从而提高消费能力。
同时,当时政府做的这个决定,个人觉得也是有政治因素的成分在内,就是希望可以从B40群体中获得一些支持票。
然而从企业家角度来看,就不那么乐观了。最低薪金上调至1500令吉,无疑是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尤其是那些依然处于复原阶段的企业,对它们来说有些沉重。
目前全球都在面临经济低靡,加上俄乌战争、原料及粮食短缺,以及供应链扰乱问题。此刻商家都在面临原产品涨价的难题,可是偏偏政府却在此时宣布实行最低薪金制,无疑是大大加重了商家的负担。
首先,原本领薪1200令吉的员工,薪金上调到1500令吉自然很开心,但对于原本薪金是1500令吉的员工呢?雇主为了安抚他们,无疑也需把薪金上调到1800令吉。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万一处理不当,很可能将导致员工心理不平衡而影响公司士气。一个最低薪金制度的宣布影响极其沉重,商家极大可能需要一次性调整全体员工的薪金以取得平衡。
成本转嫁消费者
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自保,商家也只能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宏观经济学来解释,消费者需要花费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这些服务或者商品,导致通货膨胀加剧,但一定程度的通胀其实是好的现像。
其实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个人觉得最低薪金制是必须存在。但是,更该考虑的是时机问题。眼下全球货品都在涨价,经济还没完全恢复正常的情况下,新的最低薪金制对于商家无疑是双重打击。只能说一个制度的好坏,也取决于适当的实行时机。
实际上,目前本地的通胀率也很高。就拿在吉隆坡日常午餐一碗普通云吞面为例子,也已要价至少8至10令吉不等。所以官方的经济数据,相比民间的实际数字,是有落差的。

应告别价格战模式
这个时候,商家的应对措施也很重要。如果避免不了最低薪金制,那么就需要尽量走向不依靠人力,而朝向科技化或自动化的方向发展。
商家本身需要与时并进,时刻提升自己多方面的知识,吸收更多新科技的资讯。员工本身也需要提升自己多方面的技能,才能确保不被时代淘汰或取代。与此同时,政府的工业4.0计划也在着重于利用更多的机器、科技来取代人力。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最低薪金制是势在必行。既然逃离不了,那么商家是否能在不靠价格战的情况下脱颖而出?
从企业上市顾问的角度来看,除了价格,产品或者服务的品牌定位也是消费者看重的因素。
商家应以上市为目标
当商家提供更好的服务,消费者愿意以更高的价格买单,而商家利润增加后,最低薪金的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此外,我们也呼吁商家以上市为目标去经营企业。
一旦往挂牌的路途经营,商家就会需要去提升品牌,想方设法增加企业净利,无形中,就会把企业往更好的发展,获得更多的利润。届时,实施新最低薪金制也不会成为太大的困扰了。
希望商家们都能跳出价格战为主的生意模式,转向以IPO模式来经营企业。
*注:撰写稿件期间,人资部长西华古玛发文告指出,雇佣少于5名员工的公司,延后至2023年7月1日落实1500令吉最低薪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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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毕业生就业 专家吁设最低薪金标准
(吉隆坡26日讯)为解决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市场错配问题,专家呼吁政府设立“毕业生最低薪资政策”,以确保私人领域的薪资更加透明,并加强毕业生的就业保障。
国立大学大马包容性发展与进步研究院(Minda-UKM)特约研究员安华尔博士表示,该政策能够为私人领域的薪资监控提供明确的依据,同时也为求职者设定合理的薪资基准。
“公共领域已经建立了基于职级的清晰薪资结构,但私人界仍需为毕业生设定最低薪资标准。这样,求职者就能知道他们的最低收入有什么保障。”
安华尔接受《每日新闻》访问时,如此提到。
“如果雇主愿意提供更高的薪资,这当然是更理想的情况,但设定最低基准是有需要的。”
此前,统计局报告指出,今年第三季,因技能相关问题而处于就业不足状态的人数同比增长1.4%,达到195万人。
统计局首席统计师拿督斯里莫哈末乌兹尔指出,超过三分之一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工作人口从事的是半技能或低技能类别的工作。
提供跨学科技能培训
安华尔对此建议,大学应该为毕业生提供跨学科的技能培训,涵盖其他领域的能力。
“例如,社会科学专业的毕业生也应接触诸如科技或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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