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次季增长掩盖下行事实/白文春

国家银行上周五公布的今年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按年增长16%,优于我预估的低于10%按年增幅。我的预估是已把我国于6月1日起实行全面封锁(FMCO)这个因素考量在内。

政府早前曾指FMCO令国家每天面临约10亿令吉的经济损失,而当雪隆于4至5月期间率先封锁时,估计每天的经济损失则为约3亿5000万令吉。

这意味着,今年4至6月期间,我国总共面临约510亿令吉的经济损失,或相等于国内生产总值4至5%。

因此,尽管次季经济增长16%看似强劲,但其实主要是去年次季经济按年萎缩17%的基数效应所致。

事实上,FMCO已于次季对服务领域带来负面影响,这导致该领域的按年增幅只有13.4%,低于我预估的17%,而我的预估是还未计算FMCO的影响。

服务领域的双位数增长部分原因可归功于低基数效应,因为去年次季在行动管控令1.0(MCO 1.0)冲击下,服务领域按年萎缩16%。

服务业已有下行迹象

我认为,无论如何,作为我国经济最大领域的服务业今年次季已出现下行趋势。这是因为在6月1日起落实FMCO下,该领域次季总销售额比去年第四季高峰时期下滑7%,至4050亿令吉。去年末季,当时大部分经济领域获准开放营运,服务领域销售总额也达到疫情爆发后顶峰。

营销的下跌迫使服务领域裁员逾5万人,显示该领域仍深陷泥沼。

服务领域的跌势主要体现在批发、零售和汽车销售次领域。这并不让人意外,因为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恶化,令忧心忡忡的消费者纷纷削减开支,而FMCO也进一步限制了他们的行动。私人消费次季按年增长13%,同样主要归功于低基数效应所致。'

服务领域表现逊于预期,但制造业和建筑业表现胜预期,缓冲了有关负面影响。

制造业次季按年增长26.6%,远胜于我预估的18%。这主要拜强劲的出口所赐。次季出口按年劲扬37%,远胜于首季的12%,而去年次季则是按年萎缩22%。尽管出口商也受制于FMCO,但许多出口商仍获准把产品外销到其他国家。

我相信,若非FMCO,出口增长会更强劲。在这方面,大马出口商也许是在疫情重创国内经济当儿,唯一继续享受强劲需求的领域,

建筑领域表现也胜于我的预估。该领域次季按年劲扬40%,而我预估的增幅只有区区约5%。无论是住宅、非住宅和土木工程皆因低基数效应,录得强劲的按年增长率。

尽管次季经济在低基数效应推高下强劲增长,但冠病新增病例高企不,下半年经济前景依然荆棘满途。这或许是国家银行大幅下刊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从原本的6至7.5%,大幅下修到3至4%的主因。无论如何,这和我的预估一致。

虽然一些州属获准升级到国家复苏计划第二阶段,但在新增病例持续攀升下,这些州属的经济依然未能令人鼓舞。

控疫尚需时日

市场普遍预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接种疫苗,国内疫情将开始逐步好转,但实际情况可能未必如此乐观。

在德尔塔变种病毒肆虐下,美国和英国近期的确诊病例都回升。同时,我们仍需一段时间才能让更多国人完成接种,而没有合法工作准证的非法外劳未必愿意现身疫苗接种中心。

根据卫生部日前的一项汇报会 ,尽管该部了解无症状的确诊病例与日俱增,社区传染也非常严重,但由于人手和资源限制,该部不可能在疫情严重的州属如雪兰莪进行整个州属的大规模筛检,更别说是全国大规模筛检。

这个事实让人大失所望,而在无症状确诊病例继续加剧,我们要把疫情控制下来恐怕还有一段路要走。

与此同时,政府已宣布放宽国家复苏计划第二阶段以上州属已完成接种者的行动自由,包括允许跨县和堂食。

但问题是,国内疫情是否已见顶?还是在好转之前将会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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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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