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央银行关心汇率，央行的任务是维持价格稳定并保持货币价值，以维持人民的购买力。因此，货币和汇率稳定都是有序经济活动的基石。

鉴于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的主导地位，美国持续升息，支撑美元走强，正在通过世界各地的贸易和金融渠道产生反响，并将对新兴国家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产生影响。

大量且不稳定的资本流动，是全球金融格局的一个永久特征。管理对汇率造成巨大压力的庞大与不稳定资本流动，一直是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主要经济挑战。

开放的国际资本流动市场允许资本跨境双向流动，而汇率可以吸收经济冲击，也可以充当冲击放大器。

货币持续大幅贬值，会对价格、投资和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亚洲经济体须管理汇率大幅波动和金融条件收紧所带来的风险和暂时性破坏，因为它们在保持灵活的汇率制度，以避免汇率大幅调整的同时，保持对汇率和货币的控制。

经济基本面较弱的国家和外币债务高企的企业，本币贬值会加剧其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因为资本急剧逆转，如果国内资本市场太小且流动性差，无法缓冲资本外流，对冲机会也有限，那么将引发国内汇率和资产价格（股票和债券）的波动。

供需左右汇率变动

大马实行管理式浮动汇率，这意味着令吉汇率的变动，取决于外汇市场上令吉的供需情况。

自2005年，令吉兑美元汇率从3.80令吉的固定汇率脱钩后，2005至2022年期间，令吉兑美元平均贬值0.9%，在这17年当中，其中连续9年录得升值（ 2005年、2006年、2007年、2009年、2010年、2012年、2017年、2019年、2020年）。 

2012年底，令吉兑美元收于 3.0583 令吉的高位；接着于2016 年 12 月底触及 4.4860 令吉的低点。

实际有效汇率（REER）指数比美元双边汇率更能衡量汇率的整体趋势，因为令吉可能兑美元贬值，但兑其他货币升值。

REER 指数根据马来西亚贸易伙伴的一揽子货币加权平均值来衡量令吉，与双边汇率兑美元相比，其价值波动幅度较小。

以实际有效汇率计算，令吉在 2005至2022 年期间，平均每年贬值 0.6%。

国内和国际的供需因素（短期和长期）可以影响令吉兑主要外币的价值，特别是美元，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储备货币，也广泛用于金融市场和 贸易结算。

这些驱动因素可以是国内经济（经济前景、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财政预算赤字和债务、国际收支、持久的外国资本流入和外汇储备积累）和国际驱动因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和金融冲击以及政策风险） 。国内非经济因素主要有政治局势、信心水平、投资者情绪和投机风气。

利率扬升推高币值

利率是名义汇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扬升将促使货币价值上升，因为较高的利率，为投资者提供了相对于其他货币的更高回报。

在全球利率从低位正常化、美联储带头采取激进货币立场的大环境下，美元兑主要和次要外币的强势升值无可避免，包括因美国对大马利率的巨大利差（更高的收益率）对美元有利，导致令吉兑美元汇率贬值。

可以想象，如果国内利率没有从疫情期间的低水平逐渐正常化，导致与美国的利差进一步扩大得多，令吉将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

无可否认的是，令吉兑美元疲软是因为对美国经济状况的负面情绪（区域银行动荡和美国债务上限暂时得到解决）；大马与美国利率的明显利差，以及市场对美联储持续升息的预期； 对全球经济状况和中国重新开放后经济复苏看似疲软的担忧； 国内出口下降将拖累我国经常账户盈余。

投资者大马政府实现改革的政治承诺悬而未决、政局稳定、政府财政与债务永续性的担忧，不仅推高了货币和股票风险溢价，也导致双向资本流动引发令吉波动激烈。

随着经济从疫情危机中复苏，没有迫切需要将利率保持在低水平，因此需要取消超货币宽松政策，以重建应对未来冲击的货币缓冲。

国行谨慎行事

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国家银行将谨慎行事，以在维持价格和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平衡。 它将管理利率正常化对国内经济、企业和家庭的影响，以确保经济软着陆，而不是"过度扼杀"经济。

在保持低利率之际，却要拥有强势的令吉，是不可能的事。 在相对于美元的灵活汇率制度下，令吉可以升值或贬值，并被用来抵消冲击，尽管这需要对企业和家庭进行成本调整。

大马须通过推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健康的收支平衡、可持续财政和债务管理），继续增强经济和金融的韧性； 强大且资本充足的银行体系，以及保持深度和流动性强资本市场； 积累雄厚的外汇储备，以应对外部冲击。

大马经历了多次大规模资本逆转，影响了外汇储备和令吉。

有关案例包括：

 (i) 2013年和2015年美联储“退场恐慌”（Taper Tantrum）（2013 年 5 月 22 日至 8 月 23 日）净流出 191 亿美元； 外汇储备减少67亿美元，令吉贬值9.7%；

 (ii) 油价下跌（净流出286亿美元；外汇储备减少387亿美元；令吉贬值29.6%）； 

(iii)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净流出 101 亿美元；外汇储备减少 33 亿美元，令吉下跌 6.5%。

改革压力越来越大

政治体制、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议程仍未完成。政策制定者需考虑采取措施来降低我国对汇率波动的脆弱性。结构性改革是支持更高经济红利的工具。

结构性改革解决增长和生产力基本驱动力的障碍，将提高大马的增长潜力，增强贸易、经商和吸引投资的弹性和竞争力，从而确保名义和实际汇率的可持续性。

改革压力越来越大，需要在确定为增长优先事项的政策领域，包括财政和债务可持续性、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监管、税收制度、投资环境、教育、技能和培训，以及创新，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政府自 1998 年以来连续 26 年出现财政预算赤字，原因是相对高额的行政开销承诺（主要是不可持续的补贴）而言，收入来源狭窄； 自 2015 年以来，联邦政府的债务和负债显著增加，从 8080 亿令吉或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68.7%，于 2022 年底增至1.4 兆令吉或 GDP 的 80.6%。 

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3至2011年的10.1%至17.1%，大幅收窄至2012至2022年占GDP的个位数2.3%至5.2%。 累计外汇储备有所增加，尽管与地区同行相比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