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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指上看2400点?/黄锦荣

股市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表现,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阴晴不定的。

比如说大马综合指数,在经历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从200-300点的低谷,一路回升至全球金融危机以前的1500点。

虽然经济于1999至2007年期间如常扩张,平均增长率为5.5%,但那些年正是经济过早去工业化,中等收入陷阱论掀起,新发展模式屡试屡不得的混沌期。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综指仅花了六年的时间,就从2008年的850点,直探1870点。

即便在2009至2014年期间,经济增长并不特出,平均增长率为4.6%,甚至在第十二届大选还出现了独立五十年以后政权有可能首次更迭的可能性,政治不确定性和一般般的经济表现,看来并没有拖股市后腿。

然而,2014年以后,综指就长期走下坡,经历了九年光景,来到2023年的1370点左右,方才出现拐弯,重回上升轨道。

间中,综指出现过两次起伏,第一回落在一马丑闻曝光的2015年,综指从1870点下跌至1500以后回弹;另一回则是疫情爆发那一年,综指在散户的追捧下,从1220点左右涨至1680点,历时半年。

政治动荡没影响

回看综指走下坡的那些年,一马丑闻虽是冲击了股市,然而坏消息一旦被消化,其影响往往就会云消雾散。

政权在这段期间多次更迭,但从综指波动的轨迹来看,所谓的政治不稳定,并不特别左右股市走势,更何况税制改革俨然成型,财政赤字在疫情发生以前也出现显著改善,2015年至2019年的平均经济增长更达4.9%。

所以股市的低迷,并非源自当下的实质经济表现,也非丑闻,更无关政治不稳定,毕竟所谓的不稳定,仅是政权交换,并不是社会动荡。

经济发展缺想象力

股市的九年滑落,归根究底,是经济发展缺乏想象力。

经济转型,似是而非,先进国宏远破灭,2018至2019年的中美关税战,也没有给大马经济带来重大改变,数字转型喊得再响,市场抓不住转型的方向。

反之,90年代的涨潮,是东亚奇迹的表现,也有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加持,那是对大马经济迈向先进国想象的开始。

2008年至2014年的另一轮涨潮,也是我国出台新经济模式,大型基建项目陆续亮相,燃油津贴改革开跑,消费税制响起了号角,对大马经济的未来再次有了新的憧憬的岁月。

以此为鉴,如今能驱动股市往前跑的,看来也将是对大马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想象。

受惠中美科技战

我国从后来的中美科技战中,是实实在在地受惠了,带动了半导体产业的升级、数据中心的蓬勃发展、东南亚绿色电能市场未来的一体化,以及随后连带整合的制造业及金融服务业的可能性。

因此,股市接下来的表现,将完全取决于大马经济重塑的程度,也视乎于全球三十大经济体的目标是否南柯一梦。

10年上涨1000点

如此一来,我们不禁要问,综指的下一个目标在哪?我们不妨以史为鉴。

1987年至1997年,综指从220点至1270点,涨幅为1000点左右;1998年至2008年,综指从260点,涨了近1200点,至1500点;2008年至2014年,综指也涨了将近1000点,从840点升至1880点。

既然每一轮涨潮,历时六年至十年,涨幅约1000点,那么这一回,大马综指在2030年至2033年期间,冲击2400点,看来是个合理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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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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