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几句肤浅花哨的说辞，本月美国总统辩论上关于中国的内容少得令人吃惊。

前总统特朗普断言，他提议的进口关税将惩罚“中国和所有多年来一直在欺骗我们的国家”。

副总统贺锦丽，则抨击中国疫情应对措施，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冠病起源追查上的透明度缺失，并拒绝向我方提供相关信息方面负有责任”。

对中国的缺乏关注，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预见的。在本次选举周期中美国选民主要盯着其他令人焦虑的议题：堕胎和妇女生育权、移民和边境安全、通胀和财政状况。

尽管国防战略委员会和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已将中国风险提升到了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但辩论现场主持人及其预先选定的提问内容，几乎没有触及美国在21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而对这方面的问题不予讨论是不应该的。

中国一直是历次大选中的重要讨论话题，从尼克松和肯尼迪在1960年10月就台湾海峡争议岛屿金门和马祖进行长时间辩论开始，此后几乎所有的总统辩论，包括2016年特朗普和希拉里的三次交锋，都涉及中美关系（特朗普当年对“中国”一词的不断提及甚至成为了一段病毒式传播视频的主题。）

那美国选民是否已经被社交媒体上的两极化言论，和24小时新闻循环播报搞得晕头转向，以至于对实质性政策讨论失去了兴趣?

当然，两党在中国威胁严重性上的共识，或许能解释它们对这一问题的忽视。此外鉴于美国政客倾向于将自身问题归咎于他人，因此联手将中国当成替罪羊并不奇怪。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由同样巨大的预算赤字和国内储蓄不足共同造成的，但它却将此怪罪于中国。

虚假叙事政治伎俩

美国对华为公司这个中美科技战典型代表的穷追猛打也是如此——指责中国远比承认研发支出不足对自身创新潜力所构成的威胁要容易得多。

当然，我可不会天真到期望美国政客们会在中国这类争议问题上开诚布公。正如我在《意外冲突》（Accidental Conflict）一书中强调的那样，虚假叙事的政治伎俩，已经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达到了新的高度。

看看特朗普对关税的痴迷：他不仅歪曲了谁会为关税买单，还颠倒了关税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关税会在提高外国出口商报价的同时降低国内通胀。

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批评贺锦丽支持拜登政府维持特朗普对华关税并征收新关税的决定。正如我翻来覆去阐述的那样，一味针对中国却不消除导致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根本成因，就像挤压一个装满水的气球——压力只会迫使水流向另一边。

同样，所谓的双边解决方案（对中国征收关税），只是将美国贸易赤字转移到了墨西哥、越南、加拿大、韩国、台湾、印度、爱尔兰和德国等大多成本较高的生产国与市场，进而导致美国普通家庭生活成本增加。但如今那些美国政客们根本听不进这些。

中国问题三关键

因此，如果由我来主持，我会尝试让候选人们就中国问题的三个关键点发表看法：

首先，美国真的希望借助与其最大贸易伙伴对抗，来消除在2023年时就涉及多达106国的多边贸易赤字吗？政府在1980年代曾尝试对日本采取这种做法但最终失败了，那么政客们凭什么认为同样的手段，如今会奇迹般地在中国身上奏效呢？

其次，这场贸易战最终搬石头砸了自己脚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最惨痛的例子。

当国家受到关税打击时往往会进行报复，而企业受到制裁时则会专注于竞争求存。华为的新一代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可以被视为这方面的突出例子。

第三，中美贸易战的胜利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国家安全的共同担忧使得冲突不可避免。中国领导人担心美国正在推行全面遏制战略，但美国否认了这一说法，并辩称自己正在构筑“高墙小院”来保护敏感技术。

有没有一种或许更符合两国利益的妥协方案? 接触（Engagement）不是一个四个字母（thaw，意为解冻）的单词，也不应被误认为是绥靖。那么需要哪些条件才可能

开启一个美中接触的新时代?

有毒恐华症

这些问题并不复杂。过去几年里我尝试着回答了这些问题。最让我担心的是那些漫不经心的选民，对探究中国辩题的这些和其他方面不感兴趣，更不用说考虑冲突的替代方案了。

美国正深陷于一种使第一次冷战看起来像是一场演习的有毒恐华症中。相比于处处疑神疑鬼，该国当然肯定有更好的办法去跟中国打交道。

但如果不对美国总统候选人施压，去让他们就美国最棘手的问题展开辩论，那么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就将变得异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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