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可以没完没了吗?/李兴裕
面临消费价格和生活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政府增加了补贴,并实施价格管制(设立顶价),以将贫困、中低收入家庭的食品与服务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政府对一系列产品包括汽油、天然气、电力、食用油、糖、过路费和巴士车资提供补贴和实行价格管制,这些物品与服务约占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篮子的20%。
据估计,如果没有这些补贴(涉及总额510亿令吉),今年5月的通胀率可能会高达11.4%,而非2.8%。
今年至今,政府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补贴总额773亿令吉:其中汽油、柴油和液化石油气占373亿令吉;包装食用油每公斤补贴4令吉;97亿令吉用于电力、鸡肉和鸡蛋; 117亿令吉用于现金发放,其余146亿令吉用于各种形式的援助。
这笔773亿令吉的补贴,估计占政府总收入的30.3%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6%。这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金额,此前的最大金额是2008年的352亿令吉(占政府总收入的22.0%和GDP的4.4%);以及在 2011至2014年期间(介于362亿至441亿令吉之间,或占总收入的18.1%至21.4%和GDP的3.5%至4.9%之间)。
政策开倒车
这些善意的物价补贴和管制,旨在通过在当前高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的环境下保持低价,来缓解消费者的压力和保护他们,但这样做的代价很大。
从表面上看,逐步取消这些补贴,似乎是不体谅和麻木不仁,因为这会进一步加剧那些已在苦苦挣扎的国人的困境。
但这些无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价格补贴,尾随而来的是高昂的经济和财政成本。它被认为是最昂贵和最开倒车的财政政策之一。
尽管来自财政永续性和公平方面的经济论据,证实了补贴和物价管制改革的必要性,但出于避免政治反弹的民粹主义政治考量,补贴改革难以实施。
燃料和食品等日常消费品的补贴,虽然旨在让贫困和低收入家庭受益,但它们通常具有递减性质。大部分补贴也让高收入群体从中受益,扭曲了收入分配,进一步扩大了贫穷、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
财政部估计,政府提供的补贴总额,有一半以上分配到较高收入或20%最高收入家庭(T20)手中。
巨额补贴令政府的财政预算变得紧张。难以为继的补贴会加深财政赤字,迫使政府增加借贷并增加债务。
补贴占政府总收入的份额已从2012至201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5.1%,于2019至2021年降至年均9.2%。补贴在GDP总额所占的比重,也从2012至2018年期间的每年2.9%降至2019至2021年期间的年均1.5%。
然而,今年至今773亿令吉或更多的补贴,估计占总收入的30.3%和GDP的4.6%,这主要是由于能源和原产品价格飙升。
机会成本巨大
补贴也令社会面临巨大的“机会成本”。它降低了财政能力,因为用于补贴的巨额财政资源,挪走了从教育、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和房屋等其他领域的拨款。
补贴计划鼓励浪费和贪腐。当产品价格便宜且补贴低于市场价格时,随着需求转向补贴产品,就会鼓励过度消费和浪费。
它还扭曲了真实的市场价格均衡,因为补贴而人为地降低物价,会导致资源投入生产力较低的经济活动,以及低效使用(如补贴燃料价格和电费)。此外,拥有大量化石燃料和能源补贴的国家,往往在环境保护和能源效率方面的记录不佳。
正是由于燃料价格偏低,加上宽松的信贷便利和拥车政策,导致道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造成交通拥堵和碳排放污染,加剧了气候变化。同样的,取消电费补贴,将使发电来源走向绿色环境永续性。
补贴助长了贪污,因为投机者利用补贴家庭消费与商业和工业用户之间的价格差异从中牟利,这造成了跨境囤积、黑市和走私活动。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当价格补贴和管制,使物价低于实际市场水平,并在某些情况下,顶价低于生产者成本以时,生产者的赚幅会受到影响,而投资者会由于无利可图或利润微薄,而把资本投入其他领域,寻求更好的回报。当投资和生产减少,有关产品的供应也将会跟着减少。

可借鉴3C改革方案
为什么补贴这么难以削减?如何管理经济和社会影响?
简而言之,许多政府在补贴改革方面遭遇困难,是因为它们害怕破坏政治平衡。当补贴改革进行时,消费者会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压力,这往往会引发民众的反弹和群起抗议。
如果公众对政府削减燃油补贴,以实施补偿中低收入家庭的计划缺乏信心,他们会发现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开销可信度低,并会抵制补贴改革。
借鉴于各国实施补贴改革的经验,以下三个“C”——可信(Credible)、偿付(Compensation)和沟通(Communication)是重要的原则。
(i)可信——从全民获得补贴,转变为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补贴,需要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全面和透明机制,以鉴定贫困家庭并提供有关福利。推行自动定价机制;并分阶段上调价格,以让有关调整顺利进行。
(ii)偿付——通过针对社会中特定目标群体的现金或接近现金的转移,例如有关福利只限提供给贫穷人士、儿童或退休人士,或是某些特定地区的家庭。
政府可提供优惠券,允许目标家庭消费一定“生命线”数量的补贴食品或燃料产品。与提供全民的物价补贴相比,针对特定目标群体的补贴,可建立更具成本效益,影响更深远的社会安全网。
(iii)沟通——透明和广泛的沟通,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从产品补贴转向针对目标家庭的补贴机制,因为这将使弱势家庭受益更多;从全民补贴计划中节省的资源将如何重新用于其他优先开销,例如基础设施投资、为老化人口提供养老金、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为未来新生代提供更好的教育,或是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此外,定期发布有关有针对性的社会援助计划的规模,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政府预算的信息。
需要强大政治勇气
实施艰难的补贴改革需要强大的政治勇气。透明度和与利益相关者对话,是补贴改革的基石,以决定其模式和落实范畴。
以妥当的方式取消补贴,改为以针对贫困与弱势家庭更有针对性的开销,以及封堵漏洞与浪费,还有富生产力的投资,可以促进永续的财政管理,并取得公平的结果。
体面生活是国民应得权利/南洋社论

近年来,马来西亚城市地区的体面生活基本开销节节攀升。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以一家四口为例,在巴生谷、新山、芙蓉、马六甲等城市,月度基本开销普遍超过5000令吉,部分地区甚至高达6490令吉。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城市化的成本,也揭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冲击。
政府目前参考体面生活基本开销数据实施针对性补贴计划,这是一项积极尝试,但仍需更精准、更全面。补贴应集中于基本民生需求,如食品、电力和燃油,特别是针对低收入(B40)和中等收入(M40)家庭。
此外,补贴政策应动态调整,与通货膨胀率挂钩,以确保覆盖面和补贴金额能及时适应物价波动。
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同时,政府可通过优化公共资源配置,降低与补贴相关的行政成本,使更多财政资金直接惠及家庭。对于乡区家庭,尽管体面生活开销较城市低,但仍需关注能源、交通和教育开支,确保社会公平。
居住成本是体面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城市房价和租金居高不下,加剧家庭的财务压力。政府应通过加强对房地产业的监管,防止投机行为导致房价虚高,同时增加可负担房屋的供应。
此外,推行“公共住房及租金控制”模式,确保中低收入家庭能够以合理成本获得优质住房。监控现有租赁市场,防止租金飙升,也是一项重要措施。
食品价格是开销的重要部分,其波动直接影响家庭预算。政府应在食品生产和分销链中加强管控,确保市场供应充足。
例如,通过扩大农业补贴,支持本地粮食生产,减少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同时,打击囤积居奇和价格操控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城市交通成本也是影响生活成本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应继续推动公共交通网络的扩展和升级,并提供更多交通津贴,鼓励公众使用更经济的交通方式。
联手国行抑制通胀
通货膨胀是推高体面生活开销的主要推手之一。政府与国家银行应加强合作,通过合理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例如控制利率增长,稳定货币供应量,防止价格过快上涨。
体面生活不仅仅关乎消费支出,更关乎收入增长。政府应制定长期经济规划,吸引高附加值产业投资,为劳动者创造更多高薪岗位。
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强化劳动者权益,确保收入增长能够追赶生活成本的上升速度。
此外,通过教育投资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竞争力,为家庭提供更稳定的经济保障。教育普及还能在长期内缩小城乡差距,减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我们认为,体面生活的定义远不止于满足基本需求,而是追求一种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方式。
面对当前城市生活成本高企的挑战,政府必须在短期内采取精准措施,稳定民生开支;同时在长期内通过收入增长、产业升级和教育投资,为家庭构筑更牢固的经济支柱。
唯有如此,人民才能真正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生活在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包容普惠的社会中。体面生活,不应成为奢侈品,而是每一位国民应得的权利与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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