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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选败了,补贴改革悬了?/黄锦荣

柴油补贴改革未满三十天,希盟败走双溪峇甲州席补选,即使补贴改革不是主导地方选民投票取向的关键因素,无疑也是票差翻倍的BGM(背景音乐)。选民用选票告诉团结政府,我们拒绝取消柴油补贴。

补贴改革会触发政治反弹,从来都不是新鲜事,毕竟乳酪被拿掉,谁能不跳脚。取消补贴,油价上涨,无论是商用或民用,柴油使用者将首当其冲。

再者,商品供应链的每一环无不涉及运输,运输成本上升,难免被转嫁,处于供应链末端的消费者自然是最后承担者。

供应链越短,运输成本的上涨越是难以被稀释,价格效应就越大,而瓜果蔬菜、熟食等供应链偏短的日常食用品,就正好一再提醒老百姓,柴油补贴带来了生活压力。

公务员为何不减薪

以上所言,皆非什么高深学问,施政者必然明了,否则也不会出台柴油补贴卡来维持运输成本,并给予低收入群体每月两百现金补助,以抵销油价上涨的冲击。

既然缓冲垫已铺,反弹力却不减,很显然的,那是因为铺垫不充足,而不充足的原因,则是因为补贴改革理由并不充分。

首相说,国家财政窘迫,补贴改革可救国,但补贴改革以前,首相不是还答应为公务员全面调薪,最低薪金为两千,怎么救国救财政就无需减薪,却需要砍补贴?

更别提从初次摇旗呐喊“国债破兆、国家要破产了!”

至今,多年过去了,国债有增无减,国家却安好,这番说辞早显苍白,而且债息仍持续相对地偏低,债权人似乎从不担心大马国债水平。

既然世上本无“救国事”,庸人何必自扰之。

须知一旦补贴改革以整顿国家财政为主轴,政府就没法给予覆盖面更广、缓冲厚度更足的现金补贴,因为那听起来是前言不对后语,没钱给补贴,却有钱洒补贴。

也许最作茧自缚的是,他日国际柴油价格重返上升循环,到时候政府是否该烧钱补贴,来减缓价格冲击,还是该继续以国家财政吃紧为由,让柴油价格“自由浮动以反映供需面”,导致民怨四起?

最叫老百姓无感,但也是经济学家最爱使用却经常误用的理由,莫过于取消柴油补贴可改善经济效率。

执法效率没有解决

柴油走私猖獗?那是执法效率问题,不是经济效率问题。走私活动因补贴改革以后大幅度下降?那是为了伤人先伤己,执法低效问题也没得到解决,仅是被模糊过去,所以不值得欢呼。

柴油价格在补贴取消以后,便可自由浮动来调整供需,以便更好地引导资源的使用?既然如此,为何又要警告业者,不得自由调整售价来反映成本,以便更好地调整供需?

再说,柴油车运用成本贵了,业者有否其他选择?生活成本上升了,老百姓可有其他替代商品可做选择?如果没有,那就不是优化资源使用,而是赤裸裸的可支配收入减少。

此番调侃,并非倡议补贴改革不可取。相反的,身为受过正统训练的经济学者,我也认同市场调节机制的重要性,但方向要摆对,手段也可以更人性化。

首先,政府应该要讲明并时刻宣导的是,柴油甚至是接下来的燃油补贴及电费改革,都是国家为了实现2050年零净碳排放而必须经历的能源转型的重要前奏。

唯有自由化化石燃料价格机制,政府才能进行碳定价,推动绿色能源的供需。

创造永续绿化空间

所以补贴改革不为财政,而是为下一代创造永续的绿化生存空间。

既然不为财政,补贴改革就应该是预算中性,意即取消补贴以后所省下来的公共开支,不论用途和收入水平,都将全数平均回退给所有柴油使用者,并维持一段时间。

平均回退是自带累进性质的,低收入者收益越多,高收入者收益越少,既不增添公共财务压力,也可达到公共资源公平分配的原则。

最重要的是,补贴改革的负向冲击得以最小化,民间一旦有时间调节劳作及生产行为,对补贴改革的埋怨自然也会少一些,最起码政府明确地表示体谅民困,民心自会相向而行。

调整期一过,全面现金回退就可落幕,让路给针对性补贴,然后政府也可朝下一场补贴改革前进。改革方向和手段既然已有迹可循,下一场改革路当不难行。

补贴改革,大道至简,犹如功夫,一横一竖。失信于民的,人民起立抗议,改革寸步难行,取信于民的,人民躺下让路,改革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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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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