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货币政策非令吉救星/白文春

市场上有些人认为,尽管国家银行缩紧货币政策(调高隔夜政策利率),但此举无助于提高令吉汇率。

事实上,令吉兑美元汇率5月底下跌至4.60令吉的低点,打回去年11月第15届大选期间的谷底。

那么,国行升息有何用?国行还可以做些什么(一名友人向我抛出这个疑问)?

市场主宰走势

我认为,在采取货币政策来捍卫令吉方面,国行可以做的非常有限。

况且,货币政策不是国行用来捍卫令吉的工具,反之,它是用来抑制通胀,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事实上,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令吉汇率被允许自由浮动,由市场力量来主宰其走势。国行只会在令吉汇率波动激烈,被视为不寻常走势时,才会进场干预。

据了解,国行是采用名义有效汇率(NEER), 集合我国各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一篮子货币机制,来衡量令吉兑各主要货币伙伴货币的走势是否正常。根据NEER,国行指令吉走势相对温和。

无论如何,升息是其中一个可支撑令吉汇率的因素。

然而,过去几个月,美联储更激进的升息,联邦基金利率于今年5月上调到5.25%,以抑制该国依然偏高的通胀。美联储的升息幅度远大于国行,如今联邦基金利率已比隔夜政策利率高出2.25%。因此,两国的利差明显有利于美元走强。

同时,全球经济情况也愈发不明朗。各大央行过去两三年来的收紧货币政策举措,已令全球经济活动放缓,而美国政府无法提高债务顶限(不过,朝野双方已针对暂停债务顶限达成暂时协议),令全球经济雪上加霜。这些因素导致全球投资者纷纷转持被视为避险天堂的美元,造成令吉贬值。

此外,令吉汇率看来紧随中国人民币走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5月底回软至7.08,这是去年10至11月期间触及的低点。这也显示,在国行的NEER篮子中,人民币的比重举足轻重。

6州选举不明朗

国内因素方面,6州选举的不明朗因素,或也是令吉近期贬值的主因之一。有关政局不稳的传言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情绪。

事实上,过去逾2年来,外资一直是大马股市净卖家。往好的一面看,外资却是今年首4个月大马债券市场的净买家,反观去年则是净卖方。这或许有为令吉提供一些需求上的支撑,但马股外资净流出局部抵消了上述正面效应。

大马国际收支平衡项目中的经常账项盈余从2000至2011年期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8至17%,于2015至2022年期间下滑至2至4%。导致近年来令吉的需求减弱。基本面而言,当一个经济体的经常账项盈余持续偏高,例如像新加坡那样,有关经济体货币汇率一般上会强稳。

与此同时,国行过去几年已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政策,允许商家企业保留部分的出口收益应付进口付款。这是良好举措,以削减出口商的经商成本,尤其是汇率交易成本,让他们更有竞争力。过去,我国外汇储备一直是由国行单独保有。

因此,银行的外币存款飙升将近一倍,从2018年2月的280亿美元,于今年3月达到520亿美元。

另一方面,国行外汇储备增幅相对较小,从2018年2月的1040亿美元,于今年3月增至1150亿美元。若按令吉计算,则是从2018年2月的4190亿令吉,于今年3月增至5100亿令吉,部分原因可能正是令吉贬值。

国行近年必须向银行借贷美元,来应付入口商对美元的需求。截至今年3月,国行这笔贷款达到270亿美元,比起2022年8月的150亿美元和2021年8月的73亿美元大幅增加。国行是从2015年开始这样做。

总的来说,利率不是决定一个货币走势的唯一因素。一个货币长期的走势,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终究离不开经济基本面和政治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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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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