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近让我很是困惑，尤其是因为它当前最大的一些挑战似乎都是自找的。

自从1990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我就一直痴迷于该国经济。那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我只在那里待了很短时间，但成千上万北京人在大冬天的街道上骑自行车的影像，却一直停留在我脑海里。

由于我逗留期间恰逢公共假期，因此有机会参观八达岭长城（那时候去那里的路还不那么好走）。当时一路上那些鳞次栉比的高大现代建筑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正如过去31年中的其他许多分析家一样，我怀疑中国房地产市场过段时间就会崩溃。

但我最清晰的记忆，是我以为自己把北京和台湾首府台北搞混了了——我也去过台湾，但专门把旅行记录盖在了护照的某一页上以便向中国当局隐瞒行程，因为那时中国国内是禁止前往该岛的。

街头菜市场平平无奇，与我在家乡看到的并无二致。

同样，人们的生活似乎比我预想中更西化（我缺乏一个更好的词语来形容）——甚至更甚于我首次到访台北时的观感。

无论如何，到了1998年——也是亚洲金融危机最难熬的那段日子——在金融圈里房地产市场崩溃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并认定这场区域危机会在波及中国后恶化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记得收到过一封已被多人转发的邮件，附件里的视频据说记录了中国众多充斥着空置住房和办公楼的“鬼城”。但我当时更关注的是，市场上关于美国当局考虑结束“强势美元”政策的议论。

那时候美元兑日元汇率大幅上涨，这似乎正将那些汇率与美元挂钩或有大量美元债务的亚洲国家往深渊边推。

有传言说中国已经威胁要让人民币贬值，除非美国采取行动阻止美元上涨。

我当时觉得美国很可能会真的改变其战略。果然美国直接出手干预外汇市场，买入了约值20亿美元（约83.8亿令吉）的日元。

虽然一些大型对冲基金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但这一举措标志着亚洲危机终于开始走向终结。

正是这一事件让我意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

一直保持强劲增长

三年后我创造了“金砖四国”（BRIC）这一缩写以凸显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增长潜力。

虽然这四个经济体，确实都在21世纪初经历了爆炸性的增长，但只有中国一直保持强劲（尽管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增度放缓到了个位数）。

应对挑战令人惊叹

纵观这一时期，我经常对中国政策制定者应对经济挑战的能力感到惊叹。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这场危机远不止是一场毁灭性冲击，更刺激中国从低附加值出口驱动发展模式中转移了出来。

事实上，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仍在按照最初“金砖四国”理论所暗示的那样发展。

我们在当时的分析中推测，中国可能会在2020年代末成为在名义经济上与美国同样庞大的国家，而这种增长或许能使金砖四国在2030年代末的总体经济规模与六国集团（七国集团减去加拿大）看齐。

但讽刺的是，在去年人民币升值后中国的名义GDP在2021年大幅上升至近18兆美元，而美国则为23兆美元。

政府造成经济阻力

然而，中国经济仍面临着强大的阻力，且其中许多都是政府自己一手造成的。

比如中国当局似乎正试图惩罚该国一些杠杆率最高的房地产公司，与此同时又在更广泛地打击从高端课外辅导到大型科技公司的各类企业。这些举措严重抑制了私营部门的风险承担意愿。

另一个例子，是政府包括关闭边境在内的疫情清零政策。该政策削弱了消费者信心，而且是在与许多西方大国关系恶化以及中国自身人口结构越来越不利于未来增长的时候下达的。

综合来看这些政策都将留下长久的影响。虽然中国在2021年报告了8.1%的实际GDP增长，但我所关注的高频指标显示其增长势头正在减弱。如果没有更多的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经济的各类不利因素都将继续加强。

这就将我们带回到了我首次来华时思考的一个大图景问题。从那时起，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民会接受这个国家的政府架构和一党领导，前提是他们能够借此跻身全球中产阶级并共享其生活水平和机遇。

如果这个假设是对的，那么目前的领导层就必须得换种做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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