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

改革未竟 尚需努力/胡逸山博士

一年多以前,当时在野的希望联盟推出竞选宣言,矢言若赢得大选,必在100天内完成10项承诺,并在首任5年内落实其5大纲领的60项长期目标,当时令选民们耳目一新,在一定程度上也促成其胜选上台。

转眼希盟执政一年,做出历史性“换政府”选择的选民们,当然也就对其履行竞选宣言与否的“初步成绩单”有所关注。



在希盟的10项所谓“百日新政”里,最令人瞩目的当然是之前为各界所普遍诟病的消费税。希盟上台不几周果然当机立断废除消费税,但就在万众欣喜之际,却又宣布以新的销售税取代之。

低收入严谨规划支出

这主要是新政府“发掘”到前朝巧用各种名目所欠下的大笔国债,如无一项“大单”的财政收入,实难以填补。民众则还在“消化”这项新税项的实施,也很大程度体恤国债高企所带来的财政危机,所以反应暂时还不大。

至于关乎民生的本地油价,新政府则因应国际油价起落而每周浮动,如此当然更贴近市场演变防止囤积居奇,但低收入者则因此得更严谨的规划各项支出,预留款项来应对。

百日新政的10项里,也的确有至少一半是关系到低或无收入者的,其中为家庭主妇缴交公积金、统一全国各地最低工资、废除垦殖民的不合理债务等大致做到,但受益者当然希望能有更好待遇。高等教育基金的低收入借贷者目前还需继续偿还贷款,则惹来颇大的舆论反弹。



不满贪腐审讯缓慢

彻查政府机构的贪腐与检讨涉及外资的项目陆续在进行,有好几位前朝高官被控,但审讯过程缓慢也让急于看到“报应”的选民们不以为然;许多之前被停工的外资项目则在与外方重新谈判后看来可望重新开工。

至于有关《1963年马来西亚协定》的落实,新政府成立一个内阁委员会来探讨,但日前声言修宪来初步落实,却不受砂拉越州一些国会议员们的青睐,以致未能通过,看来是要重新的做出更能令东马信服的自治方案,也才能履行其在竞选宣言里“平等自主”纲领下的各项恢复沙砂平等伙伴关系的目标。

总而言之,百日新政算是大致上有被尽力落实了,虽然成效如何可能还待观察。至于希盟5大纲领的60项长期目标能否在剩下的4年任期内落实,也许会受到至少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我国整体的政治生态演变。

补选影响改革决心

在上届大选,根据多方分析,有多达75%马来裔选民是把票投给巫统或伊斯兰党的,换言之希盟只赢得大约25%马来票。只不过巫统欲以伊党出战来分散希盟选票的策略弄巧反绌,造成巫统自身选票被伊党瓜分,导致巫统大败,拱手让出政权。

如今巫、伊两党越走越近,而且成功在多次补选合作无间而赢得漂亮,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影响希盟力求改革的决心,深恐过激的改革步伐虽然长远对国家有利,但政治现实就是短期内会影响一些群体的既得利益,可能会在下届大选流失本来就赢得不多的重要选票。

所以诸如为公共服务“瘦身”、改善政府采购系统、废除恶法(如钳制言论自由者)、受国际尊重的人权纪录(实质上须包括平等待遇等)、承认独中统考文凭等,在“民主革新”与“兼容并蓄”等纲领下的宣言目标的实现,就需要有无比的政治决心了。

纾民困斟酌先后顺序

其二,前述的新近被发觉的高企国债,也令到新政府陷入“钱不够用”困境。

在“抒缓民困”纲领下的个别宣言目标,如要减轻物价上涨带给人民的压力、废除大道收费站、提供燃油津贴、改善公共交通、提升医疗水准等,在民众收入不高的社会经济现实下都很迫切需要,但也都是需要政府大量支出的项目,所以新政府可能需要更为斟酌彼等之间的先后顺序,以免顺得哥来失嫂意。

至于“全民共享”纲领下要促进公平正义的经济发展的宣言目标,则大多是较为宏观的,需要在未来几年逐步落实。

希盟成功上台执政,为我国政坛带来政权更替的良好民主先例。在这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可能还是选民们的政治意识的逐渐迈向成熟,如得以配上大家在社会、文化、经济等其他整体意识的同时醒觉,以符合国际水平的国家长期整体利益而非狭隘的短浅利益为出发点,则可更好的发挥全民监督的重要角色。

(作者为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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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

【灼见】达因政治遗风犹在/胡逸山博士

前财政部长敦达因日前辞世。因为他年事高,所以他的离世会予人“象征一个(政治)时代终结”的感觉。其实不全然如此,因为至少两位与他算是同一个(政治)时代,而且严格上来说政治资历比他高的政治人物还健在,还不时出来针砭时弊。

这两位与达因至少平行的政界前辈,当然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及也曾是财长的东姑拉沙里。印象中,我刚读小学时,那应该也是我的政治启蒙期吧!

马姑面和心不和

据当时大人们说,这两人面和心不和,尤其姑里一直对之前首相敦胡先翁没有选他继承相位,而让马哈迪雀屏中选而耿耿于怀。马哈迪医生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要寻机把姑里边缘化。不过几年,姑里就被调任不及财长重要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再过几年,马、姑的政治斗争表面化,姑里挑战党主席失败、巫统变成新巫统、姑里另组四六精神党,后来却又回巢巫统等,那是另一段政治史了。

无论如何,取代姑里出任财长的,却是一位在政坛上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算是马哈迪吉打老乡的达因。有别于姑里的好搞政治,无时无刻在窥视着相位,达因则十足十是马哈迪最为心仪的那种技术官僚,少说话、多办事,政治上更没有野心。

当然,马哈迪最为欣赏达因的一点,应该就是达因会实践马哈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混合议程,也就是通过政府的“钦点”,辅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这些人能继续拉动更多的人也富起来。

那个年代也恰好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搞公家企业私营化,并且看起来蛮成功的时候,至少为这些半生不死的公企带来私企的活力,甚至还有转亏为盈的。

马哈迪当时老实不客气地东施效颦,也搞起大规模的私营化,把以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一些主要是基础建设或提供必要服务的机构私营化。但马哈迪却要来个一石二鸟,不但要私营化,还要达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目的。

钦点“幸运儿”无关绩效

所以,有别于英国私营化的选贤与能,以绩效为准绳的挑选经营者,本地的私营化就多是通过钦点、“提拔”一些也不知是具有什么资格的“幸运儿”来接手官营的大企业,而无端端地发达。所以后来出现多单的失败例子,甚至还要官方出手来打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达因就是马哈迪这社会经济重组理念的最忠实实践者。在达因任财长时代,这种官方公开地“栽培”所谓“企业家”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所以一些这些“企业家”们也被戏称为“达因的孩子”。

这种拔苗助长而非提倡绩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达因的政治遗风可说是还没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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