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为便派钱,要养马仔/胡逸山博士

上文提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志在政治上大展鸿图者,许多时候需要有大笔的款项“傍身”,作为各种的政治开销。

本周较早时,又有国会议员提出在不具名的前部长家里被搜出大笔款项一事。如指控属实,则与之前与政治人物有关的“安全屋”被反贪会搜出巨款相似,再次印证了以上这个观点。

无他,所谓发展中国家,一般平民(也就是选民)的生计都不很好过,无论是一般的柴米油盐的开销,抑或是生老病死的费用,能有额外的补助当然无限欢迎。而在半封建的政治思维中,老百姓大多还把政治人物当成父母官;既然是捧为“父母”,那就有无形的、不言而喻的责任,需要“养育”这些“子女”,能送各类物资予他们当然也很好,但没有什么是比直接送钱更好了。

不肯派钱选票不保

选民手上有了多余的款项,心里比较踏实,当然每几年一度的选举中,也就更为乐意把手上的神圣一票投给有关政治人物。这严格上来说不算买票也不是贿选,只能算是广义上的政治人物与选民之间的一种政治经济交易。这就是发展中国家里最接地气的政治现实。

而一些选民也还是老实不客气的,甚至会直接追上政治人物的家里去讨,后者不在家或不出来接待,就会耐心十足地在门口等,不拿到钱誓不罢休。这种情况在无论是在城市或郊外,低收入群体的选区尤为显著。

作为要继续中选的政治人物,你不肯派钱,自有对手肯派钱,那么选举时也就立见高下了;自命“清高”者或狼狈落选,那也就怪不得别人。所以,许多政治人物都必须有大量的现款傍身,以备不时之需。

而这几年来,政权更替频繁,已然不是以前般有壁垒分明的“永远”执政党(所属政治人物会被选民认定应该派钱)和“永远”反对党(所属政治人物则不会被认定应该派钱),而是有时这边执政,有时则那边。所以当下无论是在朝抑或在野的政治人物,通通都被这些认为“讨钱”是天经地义的选民追讨,而且是要现款,所以政治人物也就难逃要有现款来傍身了。

助“马仔”获承包项目

而这种发展中国家民众贫穷需要政治人物施舍的情况,也和政商勾结形成恶性循环。为了有(非公家的)钱来派,也为了更有效地派钱,以便博取受惠选民的青睐,一些政治人物在有机会当权时就必须养所谓的“马仔”。所谓马仔,可以是政治人物的一些外围助手或友人,如党内外的一些基层干部等,是与政治人物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商人。

怎么说“养”呢?就那些外围政治工作者来说,他们为政治人物日晒雨淋地奔走跑基层派钱派物资要派得到位,那么他们自身也是要吃饭、养家,那又如何是好呢?所以政治人物在当权时也就要“安排”(如通过所谓直接谈判或围标的方式)一些公家的中小型项目让他们承包,如此他们方能在自身物资基础获得保障的情况下,尽心尽力地“为民服务”。

当然马仔还不只这些外围,还是有大商家的。政治人物当权时,也就必须搞点大项目,哪怕是所谓白象项目也没关系,总之是一些能把大笔公家款项输送过去的项目,以便这些商家在空手套白狼,赚公帑赚得不亦乐乎之余,会把一部分“回馈”给“有恩”于他们的政治人物,让后者得以自己进袋也好,拿去派给选民也好。

这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病入膏肓的政治生态,但却难以找到苦口良药来医治,只有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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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达因政治遗风犹在/胡逸山博士

前财政部长敦达因日前辞世。因为他年事高,所以他的离世会予人“象征一个(政治)时代终结”的感觉。其实不全然如此,因为至少两位与他算是同一个(政治)时代,而且严格上来说政治资历比他高的政治人物还健在,还不时出来针砭时弊。

这两位与达因至少平行的政界前辈,当然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及也曾是财长的东姑拉沙里。印象中,我刚读小学时,那应该也是我的政治启蒙期吧!

马姑面和心不和

据当时大人们说,这两人面和心不和,尤其姑里一直对之前首相敦胡先翁没有选他继承相位,而让马哈迪雀屏中选而耿耿于怀。马哈迪医生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要寻机把姑里边缘化。不过几年,姑里就被调任不及财长重要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再过几年,马、姑的政治斗争表面化,姑里挑战党主席失败、巫统变成新巫统、姑里另组四六精神党,后来却又回巢巫统等,那是另一段政治史了。

无论如何,取代姑里出任财长的,却是一位在政坛上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算是马哈迪吉打老乡的达因。有别于姑里的好搞政治,无时无刻在窥视着相位,达因则十足十是马哈迪最为心仪的那种技术官僚,少说话、多办事,政治上更没有野心。

当然,马哈迪最为欣赏达因的一点,应该就是达因会实践马哈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混合议程,也就是通过政府的“钦点”,辅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这些人能继续拉动更多的人也富起来。

那个年代也恰好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搞公家企业私营化,并且看起来蛮成功的时候,至少为这些半生不死的公企带来私企的活力,甚至还有转亏为盈的。

马哈迪当时老实不客气地东施效颦,也搞起大规模的私营化,把以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一些主要是基础建设或提供必要服务的机构私营化。但马哈迪却要来个一石二鸟,不但要私营化,还要达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目的。

钦点“幸运儿”无关绩效

所以,有别于英国私营化的选贤与能,以绩效为准绳的挑选经营者,本地的私营化就多是通过钦点、“提拔”一些也不知是具有什么资格的“幸运儿”来接手官营的大企业,而无端端地发达。所以后来出现多单的失败例子,甚至还要官方出手来打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达因就是马哈迪这社会经济重组理念的最忠实实践者。在达因任财长时代,这种官方公开地“栽培”所谓“企业家”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所以一些这些“企业家”们也被戏称为“达因的孩子”。

这种拔苗助长而非提倡绩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达因的政治遗风可说是还没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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