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义利两难全/胡逸山博士

在上世纪90年代,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关了27年的曼德拉当上了总统。但当时被压迫了多年的黑人与惯了高高在上的白人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矛盾,甚至黑人的各个部落之间都有着严重的冲突,即便是德高望重的曼德拉,一时之间也难以化解这些眼看就要撕裂南非的问题。

这些南非各个利益群体之间,最大的分歧还是在于之前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数十年期间,哪一方或谁干的坏事最多,就应受到惩罚,并赔偿受害方等课题上。当然,每一方都认为己方最为“高大上”、最为“纯洁”,没有干过坏事,甚至完全是个受害者;而对方则是坏事干尽,应予严惩等。但假如每一方都持这种立场,则南非的族群斗争就没完没了,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国家呢?

曼德拉还是很睿智的。在专家的建议下,南非当时成立了一个真相与调和委员会,由也是德高望重、比曼德拉还早了许多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圣公会大主教杜图来出任主席。这委员会的功能主要就是调查各项之前的“坏事”,尤其是有关人命伤亡的,包括传召各当事人在公开的听证会上作证,然后赋予他们豁免被起诉的一定权力,以换取他们诚实地说出真相。

豁免权换真相具成效

这种豁免换取真相的做法,当然也还是有着一定的争议性,因为这样一来,干过坏事者,只要把坏事说清楚,就无需受到法律制裁了,好像不太符合司法公正原则。还记得当时,连被指有参与指使暗杀的曼德拉前妻也被传召作证,轰动一时。

无论如何,从事后看回去,这种注重找出真相,然后在那基础上尝试调和的做法,还是有着一定的成效。起码今日的南非,虽然治安、发展等方面的挑战仍然很多,但起码不像之前般的族群之间剑拔弩张,不得安宁。

就在南非民主化当儿发生种族大屠杀的卢旺达,后来也设立了一个类似的调和机制,看来也蛮奏效,起码今天的卢旺达不但国情稳定,还是非洲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而在前几年,印尼现任总统佐科上任后不久,看着印尼,尤其是私人界资金外流的严重程度,也设立了一个赦免计划,即如把资金通过非法或不正常手法大量移到外国的印尼商家,在一定的期限内把资金移回来,则有关当局不会过问之前的行径,如不追究税款等责任。但这项豁免追究换取资金回流的措施,好像也只成功带回来微不足道资金。眼看成效不大,这计划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几个月来,本地执法当局雷厉风行,大力追查许多政商“两栖”的大佬,在过去尤其是一党独大年代,通过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资金挪用、国库通私库等,那个年代习以为常的自肥做法。

一众富可敌国的大佬或他们的亲属、朋党们被调查的被调查、被提控的被提控,一时之间搞到大佬们,或更广义的说——商界精英们,一时人心惶惶,深怕自己也迟早会被清算。

翻旧账警惕大佬精英

有人认为,这是时任政府政治迫害的一种手段,尤其指当朝副首相之前也有一系列贪腐罪名,却后来被独排众议地撤销,但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宿敌、与反对党走得越来越近的,如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则眼巴巴地看着爱儿,以及关系密切的前财政部长敦达因受到调查,后者的妻子日前更被提控等,引发朝野议论纷纷。

无论是否政治迫害,这种翻旧账的做法也是利弊交织的。正面的来看,把以前一手遮天的不法行径翻出来做个了断,未尝不是一个可供警惕国人,尤其大佬精英们,以后不可造次的做法。况且,如果能就此追回一点赃款,也还能帮补一下好几任首相都承认已然一穷二白的国库。

从负面来看,也有个说法,谓官商勾结、贪腐自肥,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几乎标配的“发展模式”,即没有贪腐,则没有发展。所以,如此翻旧账严打,则政商勾结者以后的确不敢造次,但国家就连那仅有的一点发展也没有了,那该如何是好?

纳闽国会议员苏海里日前提出一项应该是类似于上述佐科的做法,即不在刑事等方面追究大佬们的责任,换取他们把已妥放在海外的资产转回本地,上缴国库,如此也可纾缓本地的政府财政紧张问题。坦白说,苏海里的立意虽好,但综看印尼个案实际成效不大来看,我国实施起来的作用也让人存疑。

法理公正与财政需要,看来也还是难以两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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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达因政治遗风犹在/胡逸山博士

前财政部长敦达因日前辞世。因为他年事高,所以他的离世会予人“象征一个(政治)时代终结”的感觉。其实不全然如此,因为至少两位与他算是同一个(政治)时代,而且严格上来说政治资历比他高的政治人物还健在,还不时出来针砭时弊。

这两位与达因至少平行的政界前辈,当然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及也曾是财长的东姑拉沙里。印象中,我刚读小学时,那应该也是我的政治启蒙期吧!

马姑面和心不和

据当时大人们说,这两人面和心不和,尤其姑里一直对之前首相敦胡先翁没有选他继承相位,而让马哈迪雀屏中选而耿耿于怀。马哈迪医生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要寻机把姑里边缘化。不过几年,姑里就被调任不及财长重要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再过几年,马、姑的政治斗争表面化,姑里挑战党主席失败、巫统变成新巫统、姑里另组四六精神党,后来却又回巢巫统等,那是另一段政治史了。

无论如何,取代姑里出任财长的,却是一位在政坛上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算是马哈迪吉打老乡的达因。有别于姑里的好搞政治,无时无刻在窥视着相位,达因则十足十是马哈迪最为心仪的那种技术官僚,少说话、多办事,政治上更没有野心。

当然,马哈迪最为欣赏达因的一点,应该就是达因会实践马哈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混合议程,也就是通过政府的“钦点”,辅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这些人能继续拉动更多的人也富起来。

那个年代也恰好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搞公家企业私营化,并且看起来蛮成功的时候,至少为这些半生不死的公企带来私企的活力,甚至还有转亏为盈的。

马哈迪当时老实不客气地东施效颦,也搞起大规模的私营化,把以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一些主要是基础建设或提供必要服务的机构私营化。但马哈迪却要来个一石二鸟,不但要私营化,还要达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目的。

钦点“幸运儿”无关绩效

所以,有别于英国私营化的选贤与能,以绩效为准绳的挑选经营者,本地的私营化就多是通过钦点、“提拔”一些也不知是具有什么资格的“幸运儿”来接手官营的大企业,而无端端地发达。所以后来出现多单的失败例子,甚至还要官方出手来打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达因就是马哈迪这社会经济重组理念的最忠实实践者。在达因任财长时代,这种官方公开地“栽培”所谓“企业家”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所以一些这些“企业家”们也被戏称为“达因的孩子”。

这种拔苗助长而非提倡绩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达因的政治遗风可说是还没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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