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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从“状元”志愿看香港创科发展/魏开星

香港回归25年,经济层面表现最不理想在于产业转型未获明显成效,标志之一是创科发展未如理想;“数码港”建成了地产项目;25年前时任特首董建华提出的“中药港”至今仍不见踪影。而临近的大湾区城市,比如深圳,自20年前开始“腾笼换鸟”以来,现已成为内地乃至世界著名的科创中心。 

有人提议香港应向美国波士顿学习,波士顿如今是全球创新及创业先锋,有近5000家初创企业。波士顿的经济发展建基于金融、专业商业服务、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政治活动。波士顿人口仅70万,只是香港的十分之一不到。

问题是,波士顿是个超级智力密集型的城市,小小地方集中了世界最顶尖的两所大学——哈佛与麻省理工,加上塔夫茨大学(TUFTS)、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等,构成了“波士顿五大名校”。正是这些著名的学府使之成为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为医学、工程、法律、商学重镇。 

香港搞创科缺地缺人

大家知道,创科发展离不开人才、资本及土地等要素。在这3要件中,香港不缺资本,却欠缺土地与人才。有人说,隔壁的深圳也不是中国内地的高教中心,为何创科搞得风生水起?这裡就涉及到对外地人才的吸引力问题。

深圳为何能吸纳国内外高科技人才,这裡不做赘述。土地再“寸土寸金”,香港也能“挤”地出来;面对“人才荒”却非权宜之计所能奏效。人才不外乎两部分,一是本地培养二是外地引入,香港从外地引进人才,受制于生活费用高企等创业环境不佳的制约;本地培养部分又严重不足。香港科技人才的短缺不仅表现为绝对数满足不了需要,还体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中从事科技行业的意愿低下。

香港今年文凭试(英文简称DSE)逾4万1000名日校考生中,约1万7000名考获“33222”(数字指各科分数,五分制)的大学一般最低收生门槛的要求,佔日校考生约42%;今年资助大学的学士学额有约1万5000个,即1.15人争一个学位。

乍看香港的每年大学生不少,问题是在这个总数中将来能有多少成为创新人才?我们从DSE“状元”——这些顶尖人才的志向中可窥见一斑。

香港“状元”多想学医

香港中学文凭试7月20日放榜,有5男3女考获7科5**,其中多达6名的“状元”表示立志留港读医。只有其中拔萃女书院的冼家朗称,将会到英国剑桥大学升学,选读人类社会及政治学。

“状元”之外被採访的考生中,倒是有一名身患脊椎肌肉萎缩症的林育姗,考获5科23分,其中综合科学获得5**;她希望在大学修读科学,日后成为化验师。

当然,不是说学医将来就一定不能成为创科人才,只是这些“状元”的志向并不在于医学科研,而是毕业后做医生。基本上医生这行业,指的是临床医学,属服务行业,并不在创科行业之列。

香港的高材生为何对学医趋之如骛?除了服务社会、救死扶伤之外,更重要的动力是工作虽辛苦但稳定,责任虽重大但收入高。医学院毕业生在公立医院工作若干年后,考取执业牌照,即可开私人诊所“揾真银”(广东话,赚大钱)。

做医生赚钱多,是发达社会的通例,因有钱人命最值钱;你为有钱人服务,自然获得报酬高,何况还有保险业在背后支撑。香港的情况更甚,原因是医护人手长期不足;又由于行业垄断,不让引入外地同行,自然“物以稀为贵”。

学工“富国”学医“富己”

冠病疫情之后,香港的医护人手紧张给抗疫防疫带来诸多掣肘。于是,在公众压力下,医管当局才被迫答应开放引进海外同业。香港大学生对于科学的重视不如内地及其他发达国家,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正是爆发“修例风波”的2019年,香港科技大学的10名优秀毕业生中,有7名被来自中国内地的同学夺得。 

在美国一直有说法:学工的“富国家”,学医学法学商的“富自己”。其实说的就是科技对当地经济发展更加重要。印尼曾有报告称,经济发展未如理想,与国家培养太多文科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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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南美有望成第二个东盟/魏开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杪的南美之行,面对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贸、技术“脱钩断链”的压力,在走出困境,寻求突破的抗争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习近平此次借出席在利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领导人峰会之际,应邀访问秘鲁,并与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举行双边会晤。两人共同见证南美洲太平洋沿岸最大的港口——钱凯港开港。

APEC峰会后,习近平转往巴西,出席G20峰会;峰会之后,随即展开对巴西的国事访问,与巴西总统卢拉会谈,将中巴关系升格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访问期间,中巴双方签署38项合作文件。

那么,应该怎么看习近平此行在当下的意义?

老朋友新关系

首先,南美既是中国的传统盟友,又是新时代的贸易伙伴。中国与南美(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国家)的关系将开启新篇章。南美作为上个世纪中国亚非拉兄弟的重要部分,同属第三世界。在反帝反霸的冷战时期,中国与广大拉美兄弟站在同一战线,互相支持、相互帮助。改革开放之后,中南关系与时俱进。

2014年7月,习近平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共同宣布成立中拉论坛。如今,中国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2000至2022年,中拉货物贸易总额增长35倍,2023年达到4890亿美元。今年前3季度,中拉货物贸易额达到4274亿美元,同比增长7.7%,全年有望突破5000亿美元。

其次,南美国家于中国的对外经贸地位凸显。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便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美方连同其盟国对中国除了贸易战之外,还衍生出科技战、金融战等等,各种制裁、封锁、遏制、禁运轮番上演。

在单方面强征高额关税、禁止美国及盟国的高科技产品销往中国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人为扭曲产业链的骚操作下,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双边贸易额呈现下滑,中国第一贸易伙伴让位给东盟,美欧退居第二、第三。

钱凯港横空出世

面对自由贸易越来越遭到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的干扰,中国的对外经贸过于依赖美欧等西方市场的格局必须扭转,积极开拓其他有潜力的区域成了必然。东盟之外的中东、中亚、非洲等全球南方的市场重要性凸显。这当中,南美洲最具潜力。在与智利总统博里奇的会晤中,习近平称中方欢迎更多智利优质产品出口到中国;博里奇表示,智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智利展开产能、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再次,中国与南美国家一拍即合。秘鲁、智利与巴西对习近平的到来均表现出极为欢迎与重视。巴西正在大力推进“加速增长计划”、“新工业计划”、“南美一体化路线计划”等发展战略,这些同中方“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双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将极大助力巴西再工业化进程,促进南美一体化建设。习近平称,期待中巴再创“黄金50年”。巴西同中国的进口额已超过该国对美欧的总额,超越1000多亿美元。

中方捷足先登

第四,中方未雨绸缪。在特朗普2.0扬言对世界暴力强征高关税之际,中国抢先一步,提早谋划。巴西的大豆、铁矿石、锂矿等均为中国市场及工业原料的刚需。之前依赖美国市场及澳洲供应,有被美国及其盟友“卡脖子”的风险;再由于巴西的上述产品在物流与运输上要绕道后,经巴拿马运河,无论从时间及运费上都费时费钱。如今,随着钱凯港的开通,南美到中国上海的航程从以往的45天左右大幅缩减到25天。这样一来,南美各国的产品通过太平洋东岸的港口,直到太平洋的西岸。困扰多年的绕道、费时费力的问题得以解决,中国与南美各国的经贸势必获得突飞猛进的增长。

最后,中巴有资格成为全球南方的领头雁。在金砖国家的创始成员国中,目前看来,中国与巴西最有资格领导全球南方。中国与巴西等国登高一呼,南美的左翼国家将积极响应。即使亲美的国家也难以抗拒互利合作的前景。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出席APEC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谈,西方媒体称米莱成了“亲华派”。习近平当场邀请米莱访问中国,相信米莱很难抗拒这种盛情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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