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人社会200余年来的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是一个为大多数学者普遍采用的分期点，然而站在本土角度来思考，1911年是否是个理想的分期的年份，恐怕不无商榷的余地。至少1911年前后，华人社会比较看不到显眼的转变。

1911年时由于清政府的垮台，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海外华人仍然心向中国，以中国为依归，以此为分期点有其时代的背景和利便。

事实上，20世纪另外还有几个可以采用的分期点，如二战结束的1945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的1957年，五一三事件的1969年等是。如果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最为重要的3个面向，即华团、宗教和村镇来探讨华社的演进、发展和变化，1911年恐怕就不是一个恰当的分歧点。

颜清湟的《新马华人社会史》基本仅处理战前的华人社会，其次华人村镇作为华社最为基层的组织，在其著述中则几乎缺席。在我的《马来西亚华人史》，主要以1945年为断限，原因在于华社经过3年8个月的日据时期，加上战后马共走入森林进行武装抗争，战前和战后的华人社会已经是另一番光景，华社可谓历经前此未有之翻天覆地的改变。

社团仍是华社核心

战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太剧烈的改变，但如果深入了解，有不少的变化却在静悄悄中出现。社团作为华社三宝，仍然是华社的核心，其中较大的改变是文教团体大量涌现，反映了华社对文教的捍卫和诉求；至于个别单打独斗的社团，开始注意及团结的重要，逐渐走向联合，通过集体力量来为华社服务；华团的功能也从服务南来华民，演变为替在地华社奋斗和努力，总会的出现最能说明这种转变，而会党则逐渐消亡，纷纷转型上岸。

宗教仍然是华社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寺庙不因为社会进步而萎缩，不少宫庙反而在华社整体经济力量增强后，愈加富丽堂皇，华社通过信仰来达到心灵慰藉仍然有其需求，这方面的改变反而不大。

最后，作为华社最基层的聚落因新村计划的推行，将原本零散分布的华人居住形态，集中到一个固定范围进行圈住。或者是将原本住在同一范围内的华人，分派至不同的新村，使得战前以来已经形成的华人聚落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