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他国惨剧值得借鉴/胡逸山博士

考虑了一段时间,终于还是忍不住写一写。其实也就是借鉴一下他方的经验,以免我国重蹈覆辙。

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在联合国工作时,曾被派遣到当时还处于族群内战状态的斯里兰卡公干。回国后,也曾多次被当时所服务的教育机构派遣到也曾经是人为多灾多难的柬埔寨教书。本月较早时,也有机会到30年前曾发生族群大屠杀的非洲中部小国卢旺达去开会。

几乎每次都是带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去、带着沉重的情绪离开。这些地方当年导致悲剧发生的一些因素,坦白说,我国也未必没有。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一落地来接机的当地人几乎肯定会滔滔不绝地告诉你,当年新加坡要独立时,如何以锡兰为建国典范云云。但当时我正是从已晋身国际先进大都会的新加坡转机飞到斯国苍夷满目的首都哥仑坡。

首先机场四周布满高射炮,往市区的道路两旁破旧不已,市区里几乎所有主要十字路口的角落都堆满军用沙包、架上机关枪,如临大敌,实在很难想象当地如何与新加坡相比。

僧伽罗人欺压少数族群

他们的大敌,乃当地反政府武装力量淡米尔之虎游击队。原来斯国独立后,占了人口大多数的僧伽罗人长期掌握大权,推动大僧伽罗主义,欺压占少数的淡米尔人与其他少数族群,如独尊僧伽罗语为官方语言(英文当然也基于前殖民地背景而通用)并试图压制淡米尔文的使用、大学入学特别优惠僧伽罗人等,简直就是要把淡米尔人打成二等公民。这些蛮横的做法大家是否似曾相识?

后来淡米尔人愤起组织武装抵抗,斯国遂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内战。就在我公干完毕离开斯国后才几个星期,那戒备森严的机场竟然被淡米尔之虎成功入侵,毁掉了斯国航空的绝大多数飞机。而这场内战,延续到十几年前斯国政府军在使用非常手段消灭淡米尔之虎后才算结束。不过近年来当地另一些也身感受压迫的族群开始展开自杀式袭击等的恐怖主义行径,该国经济更是被搞得一团糟,已然是个破产国度,令人不胜唏嘘。

柬埔寨则不是族群对立而造成的人为灾难,而是当权者以意识形态为分野来大量杀人。主要就是当年的共产党游击队红高棉(也称赤柬、红吉蔑)在攻下首都金边后,认定柬国知识分子、城市居住者等的意识形态成分不佳、不纯。如果把意识形态分歧这个因素,改为信仰的不同,大家是否又有似曾相识之感呢?

无论如何,红高棉通过拷问、虐待以至屠杀,还有下放乡区活生生饿死等手段,在掌权的3年8个月内屠杀了好几百万人,令人发指。

我到过金边市内的屠杀纪念馆、郊区的杀戮场等好几次,尤其是前者,原本是间中学,校园布置与我当年母校相似,而赤柬把它改造为拷问中心,令人不寒而栗。

族群对立引发大屠杀

至于近日造访的卢旺达,则又是族群的对立引发大屠杀了。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胡图族人,自卢国独立以来就欺压占少数的图西族人,推行大胡图族主义,不只要把图西族人打成二等公民,甚至要把图西族人灭绝。

即使是在30年前震惊世界的那场大屠杀之前,也已经有了多场规模较小,针对图西族人的屠杀;轻者也至少要把图西族人“赶回(被认为是图西族人祖籍)埃塞尔比亚去”。

这“轻者”对大家来说是否也似曾相识呢?在那场大屠杀之前的一段日子,包括手握重权的大胡图族主义者通过电台、报纸,甚至张贴大字报等,极力鼓吹灭绝图西族人。这又是否似曾相识呢?大屠杀一发生,就如火如荼在100天内杀了整百万的图西族人。我所参观的一座大屠杀纪念馆,地下就埋有25万名死者的乱葬岗,可谓惨绝人寰。

当然今天的卢旺达已然不分族群,变成“我们都是一家人”;但之前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实在不堪入目,也的确值得多元族群、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我国,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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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达因政治遗风犹在/胡逸山博士

前财政部长敦达因日前辞世。因为他年事高,所以他的离世会予人“象征一个(政治)时代终结”的感觉。其实不全然如此,因为至少两位与他算是同一个(政治)时代,而且严格上来说政治资历比他高的政治人物还健在,还不时出来针砭时弊。

这两位与达因至少平行的政界前辈,当然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及也曾是财长的东姑拉沙里。印象中,我刚读小学时,那应该也是我的政治启蒙期吧!

马姑面和心不和

据当时大人们说,这两人面和心不和,尤其姑里一直对之前首相敦胡先翁没有选他继承相位,而让马哈迪雀屏中选而耿耿于怀。马哈迪医生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要寻机把姑里边缘化。不过几年,姑里就被调任不及财长重要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再过几年,马、姑的政治斗争表面化,姑里挑战党主席失败、巫统变成新巫统、姑里另组四六精神党,后来却又回巢巫统等,那是另一段政治史了。

无论如何,取代姑里出任财长的,却是一位在政坛上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算是马哈迪吉打老乡的达因。有别于姑里的好搞政治,无时无刻在窥视着相位,达因则十足十是马哈迪最为心仪的那种技术官僚,少说话、多办事,政治上更没有野心。

当然,马哈迪最为欣赏达因的一点,应该就是达因会实践马哈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混合议程,也就是通过政府的“钦点”,辅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这些人能继续拉动更多的人也富起来。

那个年代也恰好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搞公家企业私营化,并且看起来蛮成功的时候,至少为这些半生不死的公企带来私企的活力,甚至还有转亏为盈的。

马哈迪当时老实不客气地东施效颦,也搞起大规模的私营化,把以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一些主要是基础建设或提供必要服务的机构私营化。但马哈迪却要来个一石二鸟,不但要私营化,还要达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目的。

钦点“幸运儿”无关绩效

所以,有别于英国私营化的选贤与能,以绩效为准绳的挑选经营者,本地的私营化就多是通过钦点、“提拔”一些也不知是具有什么资格的“幸运儿”来接手官营的大企业,而无端端地发达。所以后来出现多单的失败例子,甚至还要官方出手来打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达因就是马哈迪这社会经济重组理念的最忠实实践者。在达因任财长时代,这种官方公开地“栽培”所谓“企业家”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所以一些这些“企业家”们也被戏称为“达因的孩子”。

这种拔苗助长而非提倡绩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达因的政治遗风可说是还没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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