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别蓄意炒作法限界定/胡逸山博士

联邦法院周前九司会审,以8比1的多数司法意见,裁定吉兰丹州2019年所通过的回教刑事法典(I)16项条文,因为不符合联邦宪法而当属无效。

判决一出,引来一部分回教政治领袖与团体的强烈反应,不但身为反对党的土著团结党即时跳出来表达不满,连分属联合政府一员的巫统,也发声说要寻求修改宪法,来促成这类回教法刑事化的做法。

在我国,联邦宪法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崇高的法律根据,任何不符合联邦宪法的法律或政策,当属无效。而在联邦宪法的明文规定与其宪政精神,则师承前殖民宗主国英国的普通法,作为我国的法律主流。

与此同时,我国也有至少两种平行的法律制度,只适用于回教徒的回教法,以及只适用于沙巴与砂拉越土著的习俗法。

州议会无权定刑事罪

联邦宪法是把绝大多数的刑事立法权赋予国会,并根据普通法(而非回教法或习俗法)来制定。所以诸如杀人、放火、贩毒等重大刑事罪行,都由国会来立法,而各州议会基本上是无权制定与国会所定的刑事罪,如不能把某项国会已定罪行的惩罚提高或减少,即使是在回教法或土著习俗法的框架下这么做。

(可能)受到这种被声称影响到其利益的个人或机构,是可以通过在普通法下由来已久的司法复核途径,要求法院宣判某项法律或政策当属违宪而无效。

在本案中,被寻求司法复核的丹州回教刑事法条款里,有一大部分是牵涉到把一些个人行为或非自然性行为(根据回教原则)刑事化,列为回教法底下的罪行。但这些“罪行”已经被国会定为普通法下的罪行,所以国会所定下的罪行,根据联邦宪法的条款与精神,都是凌驾于州议会所定的“罪行”;而后者如有与前者重叠,尤其是有冲突的,那么当属无效。起码以首席大法官为首的联邦法院多数司法意见的八司是如此认为。

唯一对这项判决持异议的承审法官是沙巴与砂劳越大法官,主要是基于技术上的理由。他认为提呈此项司法复核的当事人母女,也还没有在这些丹州回教法罪行下受到显著的利益损害,所以没有提呈这项诉讼的法律资格。

如果根据这位法官的司法意见逻辑,看来某人或机构必须先“干犯”了某项具有争议的“罪行”,极有可能会在这项“罪行”下被判刑,才有资格提呈这项“罪行”的司法复核。

曲解为贬低宗教权威

无限上纲地蓄意炒作这项明确了联邦法律的地位是凌驾于州法律的判决者,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要哗众取宠、扮演族群利益或宗教权威捍卫者,来博取“上位”的投机政客或政治团体。

他们微妙地把这项纯粹厘清各级立法机构的权限,以及各式法律的权限的判决,曲解为会贬低宗教权威的举措,从而煽动极为敏感的宗教情绪,以便在过程中捞取政治利益,实在为人所不齿。

另一类与前一类有点千丝万缕的,却也是真正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想要借着这被煽动成群情汹涌的“黄金”时刻,最大程度地凝聚至少是某单一族群或同教者的“共识”,一鼓作气地重启已经酝酿多年、意图加强回教刑事法地位的宪法修订案,以便从根本上合法化一些刑事罪行的宗教化,甚至为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宗教化铺成。而这项进展极为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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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达因政治遗风犹在/胡逸山博士

前财政部长敦达因日前辞世。因为他年事高,所以他的离世会予人“象征一个(政治)时代终结”的感觉。其实不全然如此,因为至少两位与他算是同一个(政治)时代,而且严格上来说政治资历比他高的政治人物还健在,还不时出来针砭时弊。

这两位与达因至少平行的政界前辈,当然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及也曾是财长的东姑拉沙里。印象中,我刚读小学时,那应该也是我的政治启蒙期吧!

马姑面和心不和

据当时大人们说,这两人面和心不和,尤其姑里一直对之前首相敦胡先翁没有选他继承相位,而让马哈迪雀屏中选而耿耿于怀。马哈迪医生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要寻机把姑里边缘化。不过几年,姑里就被调任不及财长重要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再过几年,马、姑的政治斗争表面化,姑里挑战党主席失败、巫统变成新巫统、姑里另组四六精神党,后来却又回巢巫统等,那是另一段政治史了。

无论如何,取代姑里出任财长的,却是一位在政坛上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算是马哈迪吉打老乡的达因。有别于姑里的好搞政治,无时无刻在窥视着相位,达因则十足十是马哈迪最为心仪的那种技术官僚,少说话、多办事,政治上更没有野心。

当然,马哈迪最为欣赏达因的一点,应该就是达因会实践马哈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混合议程,也就是通过政府的“钦点”,辅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这些人能继续拉动更多的人也富起来。

那个年代也恰好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搞公家企业私营化,并且看起来蛮成功的时候,至少为这些半生不死的公企带来私企的活力,甚至还有转亏为盈的。

马哈迪当时老实不客气地东施效颦,也搞起大规模的私营化,把以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一些主要是基础建设或提供必要服务的机构私营化。但马哈迪却要来个一石二鸟,不但要私营化,还要达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目的。

钦点“幸运儿”无关绩效

所以,有别于英国私营化的选贤与能,以绩效为准绳的挑选经营者,本地的私营化就多是通过钦点、“提拔”一些也不知是具有什么资格的“幸运儿”来接手官营的大企业,而无端端地发达。所以后来出现多单的失败例子,甚至还要官方出手来打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达因就是马哈迪这社会经济重组理念的最忠实实践者。在达因任财长时代,这种官方公开地“栽培”所谓“企业家”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所以一些这些“企业家”们也被戏称为“达因的孩子”。

这种拔苗助长而非提倡绩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达因的政治遗风可说是还没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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