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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反贪之路崎岖不平/胡逸山博士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日前宣布公务员将有至少2000令吉的最低薪资,一方面是要帮助他们应付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政府取消柴油的补贴后,一些无良商家无论有否受到影响,更是投机性地调涨商品价格,令人不胜唏嘘。

另一方面,政府近月来肃贪的决心与力度高涨,而安华也希望通过保障公务员的基本收入,来降低他们通过贪污来“帮补家用”的“需求”。

这看起来是一举两得,但还是有互相矛盾之处。政府一手从减少柴油补贴为国库省下了一笔钱,但另一手却又增加公务员薪酬方面的开销,好像也没有太大的节流作用。

安华许是认为在通过此薪酬保障手法如得以降低贪污,那么所能省下来的公帑是远超过这些增加的薪酬支出。因为通常商家拿来贿赂官员的财物,也是通过官商勾结提高报价所取得的额外“收入”中来的“回扣”,此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也!

高薪养廉效果不大

反贪污委员会首席专员丹斯里阿占巴基日前受访,从其反贪多年的执法专业角度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单刀直入地指出,单只提高或保障公务员收入,防贪的效果应该不大。阿占巴基的这番话,其实与民间各界的观点蛮吻合,也证明反贪会是很接地气的。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不便明说的政治社会因素,逐渐“打造”出一个庞大而臃肿的公务员队伍。公务员在本地人口里所占的比例,也多次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比起一些威权专制、官本位气氛浓厚的共产政权等,赫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瞠目咋舌!

本地国库的收入毕竟有限,所以也就难以仿效新加坡、香港等地高薪养廉的做法。

各界咸对本地的反贪效果不太以为然,认为不过是“只抓小鱼不抓大鱼”,聊胜于无之安抚民心的伎俩而已,甚至还有认为是以反贪为借口来肃清当权者的政敌,总之就是越反越贪,而且是大有大贪、小有小贪,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索性上上下下来个贪得不亦乐乎!

阿占巴基的专业看法,其实也是吻合犯罪心理学的至少一派学说。这派“机会论”的学说认为,如贪污等的白领罪行,其导因主要是犯罪者有机可趁,利用手握的权力或便利来中饱私囊,即使是他们的正当收入再高也还会是如此。

所以,要减少这类的贪污现象,还是必须先治本,从最基本的制度改革开始做起。如本地的许多法规条文中,一方面给予官员或当权者的裁断权力很大,如会写有“由部长或总监酌情批准”或“除非部长或总监酌情另行决定”等得以被利用来无限上纲的条文。

制度改革权力监督

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又没有真正的监督单位,就算有名义上的咨询单位,也每每在实际运作起来时成为橡皮图章或甚至拿来政治酬庸的“肥缺”,当然更谈不上什么阳光政策的透明运作了。

如此不受监督的黑箱作业下,那么一些理应被有关部门监管的利益攸关者当然也就想要绕过或摆脱合理的监督,而通过贿赂来直达得以独断决策者,利诱后者来直接批准。如此一来,本地又如何不贪污猖獗成风呢?

但要展开如此庞大的制度性改革来肃贪,那又谈何容易呢?一方面这等于企图截断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财富,他们当然会心有不甘,想要极力反扑,包括可能通过数量庞大的选票来更换有志如此改革的政府,所以当政者当然不敢轻下如此的政治决心。

另一方面,有效的对权力监督也意味着更大程度的公民社会积极和理性参与,而各界对此是否做好了准备,还不得而知。由此可见,反贪之路在可见的未来还是崎岖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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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达因政治遗风犹在/胡逸山博士

前财政部长敦达因日前辞世。因为他年事高,所以他的离世会予人“象征一个(政治)时代终结”的感觉。其实不全然如此,因为至少两位与他算是同一个(政治)时代,而且严格上来说政治资历比他高的政治人物还健在,还不时出来针砭时弊。

这两位与达因至少平行的政界前辈,当然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及也曾是财长的东姑拉沙里。印象中,我刚读小学时,那应该也是我的政治启蒙期吧!

马姑面和心不和

据当时大人们说,这两人面和心不和,尤其姑里一直对之前首相敦胡先翁没有选他继承相位,而让马哈迪雀屏中选而耿耿于怀。马哈迪医生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要寻机把姑里边缘化。不过几年,姑里就被调任不及财长重要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再过几年,马、姑的政治斗争表面化,姑里挑战党主席失败、巫统变成新巫统、姑里另组四六精神党,后来却又回巢巫统等,那是另一段政治史了。

无论如何,取代姑里出任财长的,却是一位在政坛上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算是马哈迪吉打老乡的达因。有别于姑里的好搞政治,无时无刻在窥视着相位,达因则十足十是马哈迪最为心仪的那种技术官僚,少说话、多办事,政治上更没有野心。

当然,马哈迪最为欣赏达因的一点,应该就是达因会实践马哈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混合议程,也就是通过政府的“钦点”,辅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这些人能继续拉动更多的人也富起来。

那个年代也恰好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搞公家企业私营化,并且看起来蛮成功的时候,至少为这些半生不死的公企带来私企的活力,甚至还有转亏为盈的。

马哈迪当时老实不客气地东施效颦,也搞起大规模的私营化,把以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一些主要是基础建设或提供必要服务的机构私营化。但马哈迪却要来个一石二鸟,不但要私营化,还要达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目的。

钦点“幸运儿”无关绩效

所以,有别于英国私营化的选贤与能,以绩效为准绳的挑选经营者,本地的私营化就多是通过钦点、“提拔”一些也不知是具有什么资格的“幸运儿”来接手官营的大企业,而无端端地发达。所以后来出现多单的失败例子,甚至还要官方出手来打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达因就是马哈迪这社会经济重组理念的最忠实实践者。在达因任财长时代,这种官方公开地“栽培”所谓“企业家”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所以一些这些“企业家”们也被戏称为“达因的孩子”。

这种拔苗助长而非提倡绩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达因的政治遗风可说是还没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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