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发展经济和反贪何者优先/黄圣铭

耕种,先耕后种,先翻松泥土,然后才种植;简单的说就是先沃土后种植,幼苗就能茁壮成长,毕竟土地是所有农作物的根本。

经济是国家的基础,这个基础稳固了,政治才会稳定,人民的生活才有保障。放眼世界,有哪一个富裕或经济好的国家,政局动荡不安?先哲管仲也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2600多年前的智者就强调要搞好经济,要以民为本,政治的清明就会水到渠成。

有一个时期,中国以政治挂帅,老是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最极端的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社会秩序搞得翻天覆地,经济发展也因此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迷茫,找不到出路。

经济优先策略成功

邓小平掌权后,把政治斗争放一边,专注于发展经济,创造性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创建经济特区,引进外资,鼓励民营企业等,邓去世后继任者继续专注发展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迎来了国家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富强,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邓小平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是对的,经济优先的策略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农作物在田地上成长后,总会碰上各种灾害,如虫灾、鼠患、鸟害等,必须设法根除。同样的,经济发展后,就会滋生贪污腐败,各种政治问题也会浮现,例如官僚主义、缺乏效率、无视民主人权、贫富差距大、种族歧视等,这时,就得双管齐下,既搞经济,也要搞政治建设,花许多精力克服政治问题。

中国现任国家一把手习近平是个卓尔不群、有远见的世界级领袖,除了努力完善民主政治外,整治贪污毫不手软,雷厉风行,苍蝇老虎一起打,一个也不放过,包括潜逃到国外躲躲藏藏的贪腐者。事实证明,搞好经济,再搞好其他上层建筑如政治、科技和教育等就比较容易成功。

从上届大选开始,我国已步入政党恶斗阶段,这导致政局动荡,经济发展被忽略;斗得欢的是政党,遭殃的是人民。

政党恶斗时,彼此龇牙咧嘴,对准要害,以期一咬毙命,哪会管地上的草,哪有心思管人民的死活(人民只好向隅而泣)。

政客恶斗冷落经济

上届大选,希盟主导了舆论,其议题淹没了舆论场。把贪污问题上升为盗贼统治,把基础建设说成债留子孙、把良好的税制说成加重百姓负担,并作出了许多民粹化的无法实现的承诺。最终得偿所愿,掌权当官做政府。执政后除了无法搞好经济改善民生,政治上也未有建树,除了选择性提控一些敌对领袖外,公务员的贪腐问题不敢碰(怕失去选票),种族偏差问题不敢纠正(怕失去马来票),对青蛙政治则乐见其成(可以壮大本身势力),把他们的共主敦马哈迪医生捧为英雄,心底里的首相。

为了权力,政客们不可能不恶斗,在野者一定会挑在朝者的软肋进攻;也就是说希盟肯定会继续以贪污问题向巫统出招,继续以民粹主义手段(包括街头运动)和舆论来鼓动民情,抬高选情,而把经济发展课题冷在一旁。然而时移世易,上届的成功模式,未必适合这一届,特别是街头运动,人心已冷,风光难再。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物质生活有保障了,自由民主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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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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