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恢复地方选举的必要/胡逸山博士

许多真正的现代民主国家可能会有至少3个政治层次的选举:地方(市、县、镇、村等)、省州,以至中央或联邦。

有者是每个政治层次分别选出主导行政的长官(市长、省长、总统等)以及代表立法的议员,也有者是只选出各个政治层次的议员,再由议员推选出行政首脑。

这些在各个政治层次被民选出来的官员们,也就必须对各自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公共事务负责,让选民们对他们的公共服务表现觉得满意,否则在下一届就未必再选得上了。

与此同时,起码对于地方与省州层次来说,被民选出来在该政治层次当官,其实也就是为这些政治人物们以后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做好热身准备,譬如某位政治人物在市长或市议员任内表现卓越,那么以后就更有可能选上州长或州议员了,而如表现继续很好,那么也就更有可能选上国会议员,甚至可对总统宝座虎视眈眈了。

所以,在这些真正民主国度里,选上一个较低的政治层次可谓是政治人物们展望更好政治层次的热身运动。

其实我国以前还是有地方层次的选举的。如国阵的前身联盟当初的成立基础,即在马来亚独立前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里巫统和马华的合作竞选。而现在已成为小党的人民进步党,其创办人两兄弟也是在当时的怡保市议会选举里一鸣惊人而著称的。

拿地方官职当酬庸

不过在当时马共与政府搞武装对抗以及其他模式的颠覆活动的大环境下,地方选举时常会发生被同情马共的左派渗透,所以有关当局后来毅然决然废除了地方选举,只保留了州与联邦层次的选举。

坦白说,这一举措虽然严格上来说是对本地的民主实践造成巨大的创伤,但在当时与马共你死我活的非常时期,作出这种非常举措,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废除了地方选举,问题也就逐渐浮现出来了。地方官员改由州政府来委任,从村长到市长、县市议员(改称咨询委员云云)不等。

有关的州政府,当然也就委任该州执政党派的地方党要或支持者来出任这些地方官职,领取一些津贴等,说白了就是拿这些地方官职来做政治酬庸。

但通常民选的国州议员都是由党中央选派的政治精英,有者甚至还是外地空降过来的,未必是由当地人上阵,所以许多这些受委的地方官员也就未必积极服务来表现给选民看,以便争取上阵出线的政治动力,而是“默默耕耘”地躺平过日子。

国州议员下场看沟

反而民选的国州议员们,因为有着选民监督的政治压力,所以不止在自身的政治层次,甚至在地方层次,也必须不时有所“表现”,以前只要上报纸电视,现在更必须实时地上社交媒体,以便获得选民们的继续青睐,下一届大选里继续投票予彼等。

这才出现了国州议员必须不时到堵塞的臭水沟旁巡视,或对充满坑洞陷阱的烂马路指指点点。

尤其联邦直辖区连州的层次都没有,更让其国会议员们为解决本应属于地方层次的民生问题忙得不可开交。

这一来各个政治层次之间的事务分工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如国会议员就难以聚焦于外交、国防、工业等更为宏观课题的问政了。

当下时过境迁,本地已然没有马共的叛乱问题,而国民素质想必也更有提高,所以近日来有关恢复地方选举的呼声,是应该加以严正重视的,也得以狂增本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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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达因政治遗风犹在/胡逸山博士

前财政部长敦达因日前辞世。因为他年事高,所以他的离世会予人“象征一个(政治)时代终结”的感觉。其实不全然如此,因为至少两位与他算是同一个(政治)时代,而且严格上来说政治资历比他高的政治人物还健在,还不时出来针砭时弊。

这两位与达因至少平行的政界前辈,当然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及也曾是财长的东姑拉沙里。印象中,我刚读小学时,那应该也是我的政治启蒙期吧!

马姑面和心不和

据当时大人们说,这两人面和心不和,尤其姑里一直对之前首相敦胡先翁没有选他继承相位,而让马哈迪雀屏中选而耿耿于怀。马哈迪医生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要寻机把姑里边缘化。不过几年,姑里就被调任不及财长重要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再过几年,马、姑的政治斗争表面化,姑里挑战党主席失败、巫统变成新巫统、姑里另组四六精神党,后来却又回巢巫统等,那是另一段政治史了。

无论如何,取代姑里出任财长的,却是一位在政坛上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算是马哈迪吉打老乡的达因。有别于姑里的好搞政治,无时无刻在窥视着相位,达因则十足十是马哈迪最为心仪的那种技术官僚,少说话、多办事,政治上更没有野心。

当然,马哈迪最为欣赏达因的一点,应该就是达因会实践马哈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混合议程,也就是通过政府的“钦点”,辅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这些人能继续拉动更多的人也富起来。

那个年代也恰好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搞公家企业私营化,并且看起来蛮成功的时候,至少为这些半生不死的公企带来私企的活力,甚至还有转亏为盈的。

马哈迪当时老实不客气地东施效颦,也搞起大规模的私营化,把以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一些主要是基础建设或提供必要服务的机构私营化。但马哈迪却要来个一石二鸟,不但要私营化,还要达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目的。

钦点“幸运儿”无关绩效

所以,有别于英国私营化的选贤与能,以绩效为准绳的挑选经营者,本地的私营化就多是通过钦点、“提拔”一些也不知是具有什么资格的“幸运儿”来接手官营的大企业,而无端端地发达。所以后来出现多单的失败例子,甚至还要官方出手来打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达因就是马哈迪这社会经济重组理念的最忠实实践者。在达因任财长时代,这种官方公开地“栽培”所谓“企业家”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所以一些这些“企业家”们也被戏称为“达因的孩子”。

这种拔苗助长而非提倡绩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达因的政治遗风可说是还没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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