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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曲解人民自决为国族主义/胡逸山博士

上篇谈到恢复我国地方选举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但每当这课题被提起时,必受到在朝或在野主导族群政客的齐声强烈反对,深恐会选出许多非主导族群的地方官员。

这课题的提出大多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也就无疾而终。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说白了也还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或更贴切来说,是国族主义在赤裸裸地作祟。

所谓国族主义,即把国家与族群这两个概念连接起来,并进一步的认为国家应为有关族群所主导(而通常该主导族群,会被认为是该国家或地区“原有”的族群);这其实也还不是一个自古以来自然而然就产生出来的政治理念?

譬如当下的欧洲第一大国德国,在不过一个半世纪以前根本就没有一个由德意志民族所主导统一国家的概念;而是由大大小小几乎成千的城邦、藩王大公主教,甚至商会等所分别主导。一直到铁血首相俾斯麦当政普鲁士时,才以强硬血腥手段把这些城邦大致统一了,并逐渐浮现了德意志民族的概念。

意大利也是如此,之前高度分裂,在其建国三杰可谓巧合地分别努力下,才促成了当代意大利这个国家,以及所衍生出来的意大利人这个概念。

威尔逊倡议去殖民主义

而真正促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族主义概念,是在一个多世纪前,在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上,由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提出来的“二十一条倡议”的其中一项“副产品”。

曾当过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学者出身的威尔逊原意绝对是善良与正面的。他认为,促成一战爆发的其中一个导因就是当时欧洲列强强加于世界各地的殖民主义,造成列强之间为了争夺彼此之间的殖民地盘而起了冲突,后来一发不可收拾,造成生灵涂炭的世界大战。

所以,威尔逊的“二十一条”里,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所谓的“人民自决”条款,即殖民者应该逐渐退场,而世界各地的治理,应由当地人民通过表决来决定如何进行。这本来可是去殖民主义的一项佳音,也在巴黎和会上被已被一战搞到筋疲力尽的列强们所接纳。

种族主义分子混水摸鱼

自那时起,陆陆续续有许多前殖民地纷纷独立,本来也算是可喜可贺之事。但与此同时,许多种族主义分子混水摸鱼地发觉到有机可乘,便巧妙地暗度陈仓,把人民自决蓄意地曲解为国族主义,即一国应由当地“原有”的族群所主导。当时的列强们自顾不暇,也就放任这种国族主义的逐渐扩散生根。

辗转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国族主义越演越烈,其中在中东地区就引爆开来。在英国所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居住在当地多年的阿拉伯人认为独立建国后应由他们主导。但从世界各地移居当地的犹太人却认为,该处也是他们的所谓“应许之地”,应由他们来主导。双方各不让步,也就造成了延绵多年至今的以巴冲突。

回到我国,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以及马来西亚在1963年成立后,事实上是个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国度,在一些既得利益方面的蓄意操作之下,赫然逐渐演变成一族独大、独尊一教成为主流政治思维与实践的怪象。

为何说是怪象呢?因为首相不可来自非主导族群这种说法,听在任何一位受过现代民主政治熏陶的外国有识之士耳里,不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那是什么?而这种蓄意地把人民自决曲解为国族主义的自肥做法,也就遗害至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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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达因政治遗风犹在/胡逸山博士

前财政部长敦达因日前辞世。因为他年事高,所以他的离世会予人“象征一个(政治)时代终结”的感觉。其实不全然如此,因为至少两位与他算是同一个(政治)时代,而且严格上来说政治资历比他高的政治人物还健在,还不时出来针砭时弊。

这两位与达因至少平行的政界前辈,当然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及也曾是财长的东姑拉沙里。印象中,我刚读小学时,那应该也是我的政治启蒙期吧!

马姑面和心不和

据当时大人们说,这两人面和心不和,尤其姑里一直对之前首相敦胡先翁没有选他继承相位,而让马哈迪雀屏中选而耿耿于怀。马哈迪医生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要寻机把姑里边缘化。不过几年,姑里就被调任不及财长重要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再过几年,马、姑的政治斗争表面化,姑里挑战党主席失败、巫统变成新巫统、姑里另组四六精神党,后来却又回巢巫统等,那是另一段政治史了。

无论如何,取代姑里出任财长的,却是一位在政坛上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算是马哈迪吉打老乡的达因。有别于姑里的好搞政治,无时无刻在窥视着相位,达因则十足十是马哈迪最为心仪的那种技术官僚,少说话、多办事,政治上更没有野心。

当然,马哈迪最为欣赏达因的一点,应该就是达因会实践马哈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混合议程,也就是通过政府的“钦点”,辅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这些人能继续拉动更多的人也富起来。

那个年代也恰好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搞公家企业私营化,并且看起来蛮成功的时候,至少为这些半生不死的公企带来私企的活力,甚至还有转亏为盈的。

马哈迪当时老实不客气地东施效颦,也搞起大规模的私营化,把以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一些主要是基础建设或提供必要服务的机构私营化。但马哈迪却要来个一石二鸟,不但要私营化,还要达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目的。

钦点“幸运儿”无关绩效

所以,有别于英国私营化的选贤与能,以绩效为准绳的挑选经营者,本地的私营化就多是通过钦点、“提拔”一些也不知是具有什么资格的“幸运儿”来接手官营的大企业,而无端端地发达。所以后来出现多单的失败例子,甚至还要官方出手来打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达因就是马哈迪这社会经济重组理念的最忠实实践者。在达因任财长时代,这种官方公开地“栽培”所谓“企业家”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所以一些这些“企业家”们也被戏称为“达因的孩子”。

这种拔苗助长而非提倡绩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达因的政治遗风可说是还没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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