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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毁灭创新 勇敢变质/胡逸山博士

上篇谈到,其实如果允许市场经济规则更充分运作,而非人为、蓄意知易行难地去干预,那么好些即使多年以来看来棘手的社会政治课题,几乎都能得以迎刃而解,而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

我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当局允许商业化私立大专院校的运作,已然演变成为本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一大功臣。然而,有利也必有弊,例如越来越多独中生选择不考高中统考,也不等高中毕业,而是在高二考了大马教育文凭后肄学,转读上述私立大专院校的预科班,过后直接进入这些大专,或与这些大专有双联课程安排的外国大学就读可也。

如此一来,不但独中的高三有些因为学生人数不足而办不下去,甚至连常被华社视为重要的文教课题,例如政府承认统考文凭与否,也不再受到许多家长与同学们的在意,因为,这课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然被市场需求所“超越”。一些独中为求生存,也必须顺水推舟地另辟教育新天地。

转型可负担私校

一些别出心裁的独中,想要逐渐转型为更可负担的私立学校(其实独中在政府眼中本来就是私立学校的一种,只不过是非营利的),因为眼看许多家长基于对公立学校欠缺信心,都忙不迭地把孩子送往昂贵国际学校或私立学校,那倒不如打造出一个更可负担的私立学校版本,总能吸引到一些家长,基于性价比高的选择。这说白了就是一个市场定位的实践,其经济效果的高低,应该很快就能见真章。

也有一些较为谨慎的独中会为高三“加料”,或更贴切来说是提供教育“自助餐”,要考高中统考当然欢迎继续考,但也可兼考或转考如A水平或其他国际上认可之后,可直接就读大学的一些文凭考试,包括一些通常只在国际学校或私立学校的考试等,以吸引同学们留读高三,或吸引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些独中就读。

这也是市场经济促进创意,甚至是如著名经济哲学家叔本华所谓的“创意性毁灭”的一种做法,其实是推进经济(以至教育)转型升级的“妙方”。

华文水平为卖点

有的独中,顺应着国际上学习华文越来越重要的趋势,以相对高超华文水平为“卖点”,努力招徕来自国内外,有志于让孩子得以更好地掌握华文的家长们,送孩子到这些独中就读;又或主要来自国外,想要孩子能比在当地能掌握到更好英文的家长也把孩子送过来就读。总之就是充分发挥独中多年以来所强调的三语并重教学方针,使其得以真正的发扬光大,让独中得以浴火重生、再创新高。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在近年来好像越来越敏感的另一项课题,即越来越多非华裔在华校(包括独中)就读的考量,是否会引致华校“变质”。在我成长的沙巴,一般华校都有许多友族同学就读,尤其是一些在乡区的华校,更是有着七八成的非华人子弟就读,所以我们都已习以为常,不觉得是一项问题。

当然,这其实也是一项市场经济运作的体现,因为华校办得好,所以才会吸引友族甚至国外的家长送孩子来就读。即使在社会政治层面,这也是促进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国民团结融合的一大工具。

如果有一天华校真的“变质”了、变得更差了,那么市场那只无形的手也会令到华校不再成为家长的首选。所以我们不应恐惧“变质”,而是要哪怕是毁灭性创新,也要把华校的品质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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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达因政治遗风犹在/胡逸山博士

前财政部长敦达因日前辞世。因为他年事高,所以他的离世会予人“象征一个(政治)时代终结”的感觉。其实不全然如此,因为至少两位与他算是同一个(政治)时代,而且严格上来说政治资历比他高的政治人物还健在,还不时出来针砭时弊。

这两位与达因至少平行的政界前辈,当然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及也曾是财长的东姑拉沙里。印象中,我刚读小学时,那应该也是我的政治启蒙期吧!

马姑面和心不和

据当时大人们说,这两人面和心不和,尤其姑里一直对之前首相敦胡先翁没有选他继承相位,而让马哈迪雀屏中选而耿耿于怀。马哈迪医生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要寻机把姑里边缘化。不过几年,姑里就被调任不及财长重要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再过几年,马、姑的政治斗争表面化,姑里挑战党主席失败、巫统变成新巫统、姑里另组四六精神党,后来却又回巢巫统等,那是另一段政治史了。

无论如何,取代姑里出任财长的,却是一位在政坛上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算是马哈迪吉打老乡的达因。有别于姑里的好搞政治,无时无刻在窥视着相位,达因则十足十是马哈迪最为心仪的那种技术官僚,少说话、多办事,政治上更没有野心。

当然,马哈迪最为欣赏达因的一点,应该就是达因会实践马哈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混合议程,也就是通过政府的“钦点”,辅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这些人能继续拉动更多的人也富起来。

那个年代也恰好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搞公家企业私营化,并且看起来蛮成功的时候,至少为这些半生不死的公企带来私企的活力,甚至还有转亏为盈的。

马哈迪当时老实不客气地东施效颦,也搞起大规模的私营化,把以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一些主要是基础建设或提供必要服务的机构私营化。但马哈迪却要来个一石二鸟,不但要私营化,还要达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目的。

钦点“幸运儿”无关绩效

所以,有别于英国私营化的选贤与能,以绩效为准绳的挑选经营者,本地的私营化就多是通过钦点、“提拔”一些也不知是具有什么资格的“幸运儿”来接手官营的大企业,而无端端地发达。所以后来出现多单的失败例子,甚至还要官方出手来打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达因就是马哈迪这社会经济重组理念的最忠实实践者。在达因任财长时代,这种官方公开地“栽培”所谓“企业家”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所以一些这些“企业家”们也被戏称为“达因的孩子”。

这种拔苗助长而非提倡绩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达因的政治遗风可说是还没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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