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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诈骗诱骗,事出有因/胡逸山博士

笔者日前与也算关心国内外政经时事的朋友们聚会,除了无可避免地谈到本地动荡的政治形势外,话锋也一转到近月来充斥本地新闻报道的电话诈骗,以及相关的本地人被诱骗到邻国从事如是诈骗行为的课题。其中一位友人忽然感慨地说:“这可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人家的国民争先恐后地跑到本地来当外劳,我们的国民却也热衷于跑到人家的国度去当外劳!”

回头一想,这个观察也的确发人深省。柬埔寨、缅甸等邻国,多年来因为战乱、锁国等原因,社会经济相比于例如本地般向来还算安宁、经济发展与国际主流接轨的东南亚国度,当然严重滞后,所以彼等的国民想要来本地当外劳,以赚取更高(但不是“出奇”的高)的薪酬,这是可以理解的。

笔者有时在本地机场办理登机时,就看到许多外劳回国时大都带上许多大件的行李,连电视机等家电都有,有时甚至大到要另外到超大行李检查处去排队,队伍也一样长到占据了机场到几乎一整边。

再者,周末时本地的许多汇钱处也排着很长的外劳队伍,皆是彼等希望把在本地赚到的血汗钱汇回家乡。由此可见彼等都希望凭着自己的劳力来换取远方的家人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这是值得钦佩的。

这些外劳里,尤其是来自缅甸、孟加拉、菲律宾的,也不乏有着大学文凭者,坦白说也就是因为他们国家多年来的不济,导致他们怀才不遇,必须离乡背井地到本地来,有得到餐馆、酒店、保安、家佣等服务性行业工作的,虽然也算大材小用,但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其他许多却也还是必须日晒雨淋地在工地里干活。

而相反方向的,从相对先进国度到相对落后国度工作的当然也有,如本地也有许多来自更为先进国度的专业人士等在本地的咨询或高科技企业里工作。但这种的跨国工作的先决条件是工作者有着高超的专业资格,所以领取的极为高昂的薪酬也受之无愧。本地也的确有着很多这些高管或专业人士被派驻到如上述的邻国去工作。

但据闻许多被“诱骗”到邻国进行倒转过来诈骗本地受害者的本地人士,却也未必是有着专业背景,被知名企业派驻到当地的。反之,据闻彼等许多是不甘于在本地因为没有太好的专长所以找不到工作或薪资偏低,所以在诱骗方以高薪酬诱骗下,也就把心一横,跑到邻国去“搏一搏”,希望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哪怕是诈骗他人地发一笔大财,以后回国后得以提早退休,或至少有一笔大钱来打本做生意。

3因素致受“诱骗”

这些受“诱骗”者的浮躁心理,可能至少有3个因素导致。

其一是近年来普遍性的,即好一些人凭着一些标新立异的举止,在略微包装后迅速窜起成为网红,财源也就滚滚而来,令人称羡不已,那么当不了网红的自然也认为自己得以另辟蹊径,通过参与跨国诈骗等来赚大钱了。

其二是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即本地的贪污腐败、政商勾结来巧取豪夺的现象极为严重,那么一些人也就认为自己大的项目捞不到,那么做点诈骗来发财也还不错吧?

其三是本地的融资管道有所不足,导致一些要打本做生意的,也就只好求助于高利贷,或索性自己下海诈骗了。

总之理由林林总总,也意味着诱骗、诈骗等不良现象,一时之间在本地还是很难断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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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达因政治遗风犹在/胡逸山博士

前财政部长敦达因日前辞世。因为他年事高,所以他的离世会予人“象征一个(政治)时代终结”的感觉。其实不全然如此,因为至少两位与他算是同一个(政治)时代,而且严格上来说政治资历比他高的政治人物还健在,还不时出来针砭时弊。

这两位与达因至少平行的政界前辈,当然就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及也曾是财长的东姑拉沙里。印象中,我刚读小学时,那应该也是我的政治启蒙期吧!

马姑面和心不和

据当时大人们说,这两人面和心不和,尤其姑里一直对之前首相敦胡先翁没有选他继承相位,而让马哈迪雀屏中选而耿耿于怀。马哈迪医生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要寻机把姑里边缘化。不过几年,姑里就被调任不及财长重要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再过几年,马、姑的政治斗争表面化,姑里挑战党主席失败、巫统变成新巫统、姑里另组四六精神党,后来却又回巢巫统等,那是另一段政治史了。

无论如何,取代姑里出任财长的,却是一位在政坛上名不见经传的后座议员、算是马哈迪吉打老乡的达因。有别于姑里的好搞政治,无时无刻在窥视着相位,达因则十足十是马哈迪最为心仪的那种技术官僚,少说话、多办事,政治上更没有野心。

当然,马哈迪最为欣赏达因的一点,应该就是达因会实践马哈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混合议程,也就是通过政府的“钦点”,辅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这些人能继续拉动更多的人也富起来。

那个年代也恰好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大搞公家企业私营化,并且看起来蛮成功的时候,至少为这些半生不死的公企带来私企的活力,甚至还有转亏为盈的。

马哈迪当时老实不客气地东施效颦,也搞起大规模的私营化,把以前由政府直接经营的一些主要是基础建设或提供必要服务的机构私营化。但马哈迪却要来个一石二鸟,不但要私营化,还要达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经济目的。

钦点“幸运儿”无关绩效

所以,有别于英国私营化的选贤与能,以绩效为准绳的挑选经营者,本地的私营化就多是通过钦点、“提拔”一些也不知是具有什么资格的“幸运儿”来接手官营的大企业,而无端端地发达。所以后来出现多单的失败例子,甚至还要官方出手来打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达因就是马哈迪这社会经济重组理念的最忠实实践者。在达因任财长时代,这种官方公开地“栽培”所谓“企业家”的做法可谓司空见惯,所以一些这些“企业家”们也被戏称为“达因的孩子”。

这种拔苗助长而非提倡绩效的社会经济发展理念一直延续至今。所以,达因的政治遗风可说是还没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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