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一国两制”陷入破局?/谢诗坚

香港因“逃犯条例”的修正,引发港民在6月9日大游行,人数被形容逾百万人,是香港回归以来最大的示威,用以抗议修改“逃犯条例”;理由是一旦在立法议会通过,今后港民被认为犯事就可能被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

换句话说,港人若在大陆、台湾和澳门犯事,今后不能有豁免权。而目前的条例显示香港与20个国家有签订引渡条约,但未有与同一“国家”的大陆、台湾和澳门有所谓引渡条例;如今要“完善”制度的漏洞,就得修改相关法律,否则如同去年在台湾涉嫌杀女友的男嫌犯回到香港就没有法律奈何得了,也就享有豁免引渡的权利,继续逍遥法外。



由于这样,在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港府认为修例是必要的;不过,西方国家首领、台湾政界人士及香港知识分子和政界也都表态,绝大多数不赞同强行通过修例来撕破当下的一国两制。

所谓的“一国两制”虽不是中国独创,却是当今世界最争议的课题之一。因为战后的南北越,也在1975年重归统一了;还有东西德因1990年苏联瓦解,推倒柏林围墙后重归统一。

剩下的南北韩虽也在战后分成两个势力范围,但在双方克制下,幸未有严重的擦枪走火;双方在1953年结束韩战,再次确定分裂成两个国家(南北韩);直到今天,两国回归统一仍是遥遥无期。

中国的情况就有相似也有不相似的历史背景。虽然葡萄牙于1557年占有澳门,但对中国威胁不大;反而是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败清廷,取下香港作为贩运鸦片的桥头堡和作为招来华工远渡东南亚的跳板后,已进一步蚕食中国的领土和主权(1842年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



1883年中法战争后,法国取得越南控制权,中国(清廷)退出对越南的保护。

1894-1895的甲午战争,清廷不但失去朝鲜的控制权,也双手奉上台湾岛及硫球群岛予日本。

由于越南与朝鲜自古以来就不属中国的领土,因此,中国无权交涉韩越的主权。不过,葡萄牙、英国与美国分别占有的澳门、香港及台湾,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前两者已分别在1999年及1997年回归中国;后者却因复杂的政治问题,一直到今天两岸始终无法“统一”,更因过于分歧而“减少”或“停止”对话。

本来毛泽东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就决意要解放台湾,但因韩国政局风云骤变,陷入战争状态,毛泽东只得将军力押向韩战,支持金日成抗美,而失去“解放”台湾的机会。

台湾是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后归还给中国的,当时是蒋介石主政,也就由国民政府接收。

蒋介石不但把台湾变成他的后方,而且也准备在台湾建立基地,以便在大陆战败时有退路。结果,政局就是这样变化而来。这更印证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不然战败的日本为何要将台湾归还给中国呢?

避免美国多一个反中筹码

在反共的大前提下,美国也就倾全力保护台湾、南韩和南越及东南亚和其他非共国家,香港则留给英国应对。

70年代因时局有变,在台湾和美国之间,毛泽东只能择其一,不能大小通吃,于是,中美关系的转变远比收复台湾来得重要和迫切,因而有了中国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地位的头等大事及尼克逊总统对北京的破冰之旅。不过,美国还是留有一手,加强对台湾的保护和军援,以阻止中国武统台湾。

另一方面,在确定香港前途后,邓小平在1984年提出了“一国两制”50年不变地让香港和澳门继续其资本主义制度。

本来中国希望能将在香港试验成功的例子有助台湾及早回归,不料台独的声音越来越大,除了抗拒一国两制以外,也反指中国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也助长港独之风。

从2003年港人反第23条国安法(授权警方有权到嫌疑人住家进行搜查)(已暂搁置)到今次港人反修改“逃犯条例”已是一浪高过一浪,而且情势有恶化之虞。在“反送中”之下,港人的离心就更加强烈了。

就此来看,“一国两制”是真正受到考验和审视了。港府与中央政府得步步为营,以和为贵,暂缓修例,双方(港府与民间组织)各退一步平息风波,避免被美国多一个反中筹码,正符合民族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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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专区

屠龙杀警案 主犯判囚23年警示

报道:唐德中

激进分子组“屠龙小队”,意图在2019年制造连环爆炸并枪击警员,被首次引用《反恐条例》起诉,7名被告重判入狱近6年至逾23年不等,揭开背后外部势力介入。

香港多名激进年轻人意图在2019年制造连环爆炸并枪击警员,被警方首次引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简称《反恐条例》)起诉。

经过逾80天的审讯,7名被告11月14日在香港高等法院被重判入狱近5年10个月至23年10个月不等。

案件已经审结,但事件的起因及背后揭示的外部势力仍然值得深思。

自从2008下半年以来,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就持续升温,激进本土派迅速冒起。

其后数年,激进本土派除了建立成熟的“港独”理论,更从意识层面升级至公然挑战国家对香港宪制权威的激进暴力行动。

计划湾仔街放置2炸弹

2019下半年修例风波期间,香港出现多个所谓“勇武小队”,在游行、公众集会充当打砸烧及袭警“先锋”,手法狠毒残暴,当中以颇为高调及猖狂的“屠龙小队”最引人侧目。

根据案情披露,10余名“屠龙小队”的勇武派成员计划在当年12月8日的民阵游行期间,于湾仔街道放置两枚分别重2公斤及8公斤的炸弹,其中一枚炸弹藏有约150根铁钉。

屠龙小队会引诱警方到场,其后引爆小炸弹;同一时间枪手从附近高处用长枪乱枪扫射警员,引起恐慌,迫使其靠近大炸弹再加以引爆,以杀死更多警员。

落实前夕被警方捣破

不过,计划在落实前夕被警方捣破,未有成事。

警方先后拘捕14人并起诉多项罪名。

案件经过逾80天审讯,9名被告罪成,其中两人早前已被判刑;其余7人则于11月14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刑。

案件原定于11月14日上午判刑,惟因8号风球延至下午宣判。7名被告由囚车押送到法庭,现场所见,部分被告身穿白色衬衣,面部表情基本平静,偶有被告会与坐在前列的亲友点头打招呼。

“苏纬轩……判囚12年;蔡凯明……判囚5年10个月;黄振强……判囚13年半;吴智鸿……判囚23年10个月……”高院法官张慧玲在长达2个小时的判词宣读后,终于在下午约4时半用约两分钟时间宣读7名被告的罪名及刑期,7人被判囚5年10个月至23年10个月不等。

其中主犯案件主谋吴智鸿被重判23年10个月,是反修例案件最重刑期。

期间,法庭内极其安静,只剩下法官的宣判声及法庭记者快速敲击键盘的哒哒声。众被告闻判后表现平静,只有判刑最轻的蔡凯明流泪。

法官批评,本案被告以杀害警察、制造社会恐慌、颠覆政府为目标,涉及有预谋地引诱警员,从而杀害他们,亦会对财产造成损害,恶毒非笔墨所能形容。

法官又指出,早年悍匪叶继欢的爆炸品案判刑是18年监禁,本案性质更严重,以杀害警员和制造社会恐慌、颠覆政府为目标,因此量刑起点亦更高,将远超18年。而“屠龙小队”其他成员在审讯后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只表示陪审团未能肯定他们是本案串谋的一分子,但其破坏行为是有目共睹。

从重量刑起阻吓作用

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指出,本案是修例风波中判刑最重,认为有阻吓作用。

特区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案件属极端恐暴血腥的图谋,情节极为严重,若非警方及时瓦解团伙,必定造成大量死伤。

将来若有类似案件再发生,当局会积极引用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经完善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执法和检控,将罪犯绳之以法。

“屠龙案”判刑公布后,在香港社会引起了一股热议,普遍认为这次重判具有阻吓力。

犯法必会付出代价

曾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遭众激进示威者以球棍、雨伞疯狂殴打的律师陈子迁表示,“屠龙案”的重判是向社会各界传递明确的信息:香港是法治之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犯法的人必会为所做的恶行付上法律代价;同时对违法犯罪分子作出强烈的警示,任何实施危害国家安全重大犯罪行为者,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绝无侥幸逃脱的可能。

不过,随着案件曲终人散,事件的一些细节也引起反思。

譬如,案中有数人早前获陪审团裁定罪名不成立,引发有意见要求改革陪审团制度。

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回应时称,基本法列明保留陪审团制度,社会可讨论如何改善,但港府暂时无计划牵头讨论改制。

屠龙成员在台湾受军训

又如,案情披露多名被告2019年9月16日至28日曾到台湾彰化县的宿舍,接受前陆战队队员常先生“军事训练”,包括跑步、海滩游泳、健身、举重、练习以刀作出攻击、搏斗技巧等。

常先生又安排他们用气枪训练持枪手势、抢枪,再用真枪练习“烧枪”,以及教授制造汽油弹和铝热弹并进行试爆。

事发时,正值台湾时任总统蔡英文首届任期即将完结,和中国国民党的韩国瑜竞争新一届任期。

有香港舆论就此认为,蔡英文常以香港修例风波作为“反共”选举宣传。

这些香港恐怖分子经神秘中间人介绍,去台湾接受军训,还有真枪射击,反映香港的政治绝不是表面看那么简单,“你说台湾政府不知情,台湾‘国安局’无介入,很难令人相信”。

另外,“屠龙小队”多人串谋在人群密集中引爆炸弹及施以枪击,是过去数十年香港最血腥的恐袭阴谋。

香港不少政界人士慨叹,香港为何会在短短几年间由一个和平的“示威之都”,变成恐怖主义滋生的地方?

香港需加强通识教育

香港中文大学讲师蔡思行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香港前几年之所以出现本土恐怖主义的思潮和行径,可以从香港和国际两个层面来分析。

就前者而言,香港以前推行的通识教育涉及当代中国的内容,只着重批判而缺乏多角度的基本认识,导致许多年轻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形成固化的负面形象,并简单化挪移至对今日中国政经和社会体制的判断和不满。

就后者而言,特朗普等右翼政客近年在欧美等主流国家上台,影响所及,和平集会形式被边缘化和污名化。

而激进思想主要是依靠新兴的社交及通讯平台等传播,并且在群组内部形成不断回响的同温层,无法多角度接收不同意见作批判性思考,“结果造成思想和行为愈趋激进,以争取获得更大话语权,形成恶性循环”。

蔡思行指出,近年国际流行“后真相时代”,大部分民众依靠网上讯息辨别和评价真实世界,香港教育界除大力推动数字素养,未来亦应加强大中学学生数字伦理教育,令他们明白网上鼓吹激进以至用暴力行为表达不满,是对文明社会价值的重大冲击,也是与以往追求的民主和自由相去更远。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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