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曱甴”不累 观众都累/刘泰安

毛泽东有首七律诗《送瘟神其一》写道:“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那是他在1958年一个夏日,读到报章上有关一种叫“血吸虫”的小虫祸害中国南方百姓的新闻时,“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以悲愤的心情所作。

如果他泉下有知,必定对当前香港发生的“曱甴”之乱痛心疾首!



所谓“曱甴”,就是广东话的“蟑螂”,读音为“嘎砸(gad zad)”,是一种人见人憎的昆虫,因为它核突、肮脏,群起出现时左窜右扑,很是吓人。

自今年6月初至今仍未收旗卷伞的假“反送中”、真“乱港”的香港示威者,据知最早被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林志伟形容为“曱甴”,一时广为流传。

这些示威者绝大多数戴头盔、眼罩、口罩、黑衣、背包,外型像极曱甴,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例如:暴动纵火、聚众殴斗、非法禁锢、殴打伤人、使用攻击武器、刑事毁坏、盗窃、残暴、滋扰欺凌、堵塞公路、阻挡地铁、瘫痪机场、干扰游客、破坏社会经济、侮辱国旗国徽等,与曱甴一样令人神僧鬼厌,所以被称为“曱甴”,实在贴切不过!

此外,这些反中、仇中、抗中的香港“废青”无法无天的行为,与中国当年发生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如出一辙,因此也有人形容他们为“黑卫兵”。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好学不学,为何要学自己仇视对抗的大陆“反叛前辈”?

据报,乱港“曱甴”最新丑行是上周六(8月24日)在观塘区闹事,进行反修例示威,再度爆发多区警民冲突,包括使用竹马、水马、铁马等物堵路、破坏灯柱、抛掷汽油弹和纵火攻击警察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戏码,在这两个多月来周而复始地重演,曱甴不累,观众都看得累啊!



最窝囊执法单位

我认为,香港警察可说是当今世上最窝囊的执法单位。他们面对示威暴徒一直处于捱打姿态,备受暴徒以凶险武器无情攻击、砖头橫飞、铁通乱掷、弓箭和鐳射激光四射等,却只能以催泪弹、胡椒粉等还击,还被指责“使用高度武力”;有示威女子眼晴被同伴弹弓误射,却被诬告乃警方所为及大作文章;警察总部与各区警署被包围或攻击、警员与家属被起底和网上欺凌、宿舍被骚扰等“新恐怖主义”。

警察今日驱赶或捕捉了几只“曱甴”,明天成群结队的“曱甴”又卷土重来,令警方疲于奔命,徒劳无功,更使到期待回复正常生活的市民空悲叹。

无庸置疑的是,如果类似香港示威暴乱的情况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发生,暴徒早就被当局一次过镇压或甚至射杀,岂容他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停横行霸道?

有论者分析这次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暴乱风波如下:

(1) 香港当前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司法界。香港的高等法院和终审法院都是“外国人开的”,大部分法官是获得终身制保护的外籍人士。“警察捉人、法官放人”和“暴徒无罪、警察判刑”等反常判例,导致示威者胆大妄为,警方却投鼠忌器,难怪香港会重演“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悲剧!

(2) 香港第二大的问题是“第四权”——媒体。据知香港当今17个主要媒体中,只有《大公报》和《文汇报》两个具有中方背景的媒体,可惜公信力不高。广大市民深受占多数的反中媒体的舆论影响和洗脑,不言而喻。

(3) 香港第三大的问题是教育界。香港每次出现问题,带头的都是“脑残”大学生。这是因为香港虽然已回归中国22年,但是向学生灌输政治立场的殖民化教材竟然一直没变,不必向中央政府送审。难怪他们不会热爱祖国,反而响往殖民地宗主国——英国或西方强国——美国的价值观!

(4)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为何不让解放军或驻港部队出手对付那些暴徒?这是考虑到进去以后,若不改变香港现有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军队要维护治安也没用,因为法庭依然会轻判那些暴徒。若要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那会对内陆和香港两者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很大,例如需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维护香港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并不划算。唯今之计,让沉黙大多数的香港人痛定思痛,自己解决那些法院的垃圾和独派分子,即发现那些人让自己活不下去时,自然会支持香港政府对付它们。

毛泽东在《送瘟神其二》中写道:“……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描绘了广大民众能与大自然斗争的雄伟壮阔场面,也包含消灭血吸虫的内容,以及表达对“瘟神”的鄙视和嘲讽。

希望香港能早日平定“曱甴之乱”,送走祸害东方之珠的“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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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专区

屠龙杀警案 主犯判囚23年警示

报道:唐德中

激进分子组“屠龙小队”,意图在2019年制造连环爆炸并枪击警员,被首次引用《反恐条例》起诉,7名被告重判入狱近6年至逾23年不等,揭开背后外部势力介入。

香港多名激进年轻人意图在2019年制造连环爆炸并枪击警员,被警方首次引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简称《反恐条例》)起诉。

经过逾80天的审讯,7名被告11月14日在香港高等法院被重判入狱近5年10个月至23年10个月不等。

案件已经审结,但事件的起因及背后揭示的外部势力仍然值得深思。

自从2008下半年以来,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就持续升温,激进本土派迅速冒起。

其后数年,激进本土派除了建立成熟的“港独”理论,更从意识层面升级至公然挑战国家对香港宪制权威的激进暴力行动。

计划湾仔街放置2炸弹

2019下半年修例风波期间,香港出现多个所谓“勇武小队”,在游行、公众集会充当打砸烧及袭警“先锋”,手法狠毒残暴,当中以颇为高调及猖狂的“屠龙小队”最引人侧目。

根据案情披露,10余名“屠龙小队”的勇武派成员计划在当年12月8日的民阵游行期间,于湾仔街道放置两枚分别重2公斤及8公斤的炸弹,其中一枚炸弹藏有约150根铁钉。

屠龙小队会引诱警方到场,其后引爆小炸弹;同一时间枪手从附近高处用长枪乱枪扫射警员,引起恐慌,迫使其靠近大炸弹再加以引爆,以杀死更多警员。

落实前夕被警方捣破

不过,计划在落实前夕被警方捣破,未有成事。

警方先后拘捕14人并起诉多项罪名。

案件经过逾80天审讯,9名被告罪成,其中两人早前已被判刑;其余7人则于11月14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刑。

案件原定于11月14日上午判刑,惟因8号风球延至下午宣判。7名被告由囚车押送到法庭,现场所见,部分被告身穿白色衬衣,面部表情基本平静,偶有被告会与坐在前列的亲友点头打招呼。

“苏纬轩……判囚12年;蔡凯明……判囚5年10个月;黄振强……判囚13年半;吴智鸿……判囚23年10个月……”高院法官张慧玲在长达2个小时的判词宣读后,终于在下午约4时半用约两分钟时间宣读7名被告的罪名及刑期,7人被判囚5年10个月至23年10个月不等。

其中主犯案件主谋吴智鸿被重判23年10个月,是反修例案件最重刑期。

期间,法庭内极其安静,只剩下法官的宣判声及法庭记者快速敲击键盘的哒哒声。众被告闻判后表现平静,只有判刑最轻的蔡凯明流泪。

法官批评,本案被告以杀害警察、制造社会恐慌、颠覆政府为目标,涉及有预谋地引诱警员,从而杀害他们,亦会对财产造成损害,恶毒非笔墨所能形容。

法官又指出,早年悍匪叶继欢的爆炸品案判刑是18年监禁,本案性质更严重,以杀害警员和制造社会恐慌、颠覆政府为目标,因此量刑起点亦更高,将远超18年。而“屠龙小队”其他成员在审讯后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只表示陪审团未能肯定他们是本案串谋的一分子,但其破坏行为是有目共睹。

从重量刑起阻吓作用

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指出,本案是修例风波中判刑最重,认为有阻吓作用。

特区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案件属极端恐暴血腥的图谋,情节极为严重,若非警方及时瓦解团伙,必定造成大量死伤。

将来若有类似案件再发生,当局会积极引用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经完善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执法和检控,将罪犯绳之以法。

“屠龙案”判刑公布后,在香港社会引起了一股热议,普遍认为这次重判具有阻吓力。

犯法必会付出代价

曾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遭众激进示威者以球棍、雨伞疯狂殴打的律师陈子迁表示,“屠龙案”的重判是向社会各界传递明确的信息:香港是法治之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犯法的人必会为所做的恶行付上法律代价;同时对违法犯罪分子作出强烈的警示,任何实施危害国家安全重大犯罪行为者,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绝无侥幸逃脱的可能。

不过,随着案件曲终人散,事件的一些细节也引起反思。

譬如,案中有数人早前获陪审团裁定罪名不成立,引发有意见要求改革陪审团制度。

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回应时称,基本法列明保留陪审团制度,社会可讨论如何改善,但港府暂时无计划牵头讨论改制。

屠龙成员在台湾受军训

又如,案情披露多名被告2019年9月16日至28日曾到台湾彰化县的宿舍,接受前陆战队队员常先生“军事训练”,包括跑步、海滩游泳、健身、举重、练习以刀作出攻击、搏斗技巧等。

常先生又安排他们用气枪训练持枪手势、抢枪,再用真枪练习“烧枪”,以及教授制造汽油弹和铝热弹并进行试爆。

事发时,正值台湾时任总统蔡英文首届任期即将完结,和中国国民党的韩国瑜竞争新一届任期。

有香港舆论就此认为,蔡英文常以香港修例风波作为“反共”选举宣传。

这些香港恐怖分子经神秘中间人介绍,去台湾接受军训,还有真枪射击,反映香港的政治绝不是表面看那么简单,“你说台湾政府不知情,台湾‘国安局’无介入,很难令人相信”。

另外,“屠龙小队”多人串谋在人群密集中引爆炸弹及施以枪击,是过去数十年香港最血腥的恐袭阴谋。

香港不少政界人士慨叹,香港为何会在短短几年间由一个和平的“示威之都”,变成恐怖主义滋生的地方?

香港需加强通识教育

香港中文大学讲师蔡思行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香港前几年之所以出现本土恐怖主义的思潮和行径,可以从香港和国际两个层面来分析。

就前者而言,香港以前推行的通识教育涉及当代中国的内容,只着重批判而缺乏多角度的基本认识,导致许多年轻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形成固化的负面形象,并简单化挪移至对今日中国政经和社会体制的判断和不满。

就后者而言,特朗普等右翼政客近年在欧美等主流国家上台,影响所及,和平集会形式被边缘化和污名化。

而激进思想主要是依靠新兴的社交及通讯平台等传播,并且在群组内部形成不断回响的同温层,无法多角度接收不同意见作批判性思考,“结果造成思想和行为愈趋激进,以争取获得更大话语权,形成恶性循环”。

蔡思行指出,近年国际流行“后真相时代”,大部分民众依靠网上讯息辨别和评价真实世界,香港教育界除大力推动数字素养,未来亦应加强大中学学生数字伦理教育,令他们明白网上鼓吹激进以至用暴力行为表达不满,是对文明社会价值的重大冲击,也是与以往追求的民主和自由相去更远。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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