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在东京的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表示，大马将允许澳洲稀土生产商莱纳斯，继续运营设立在彭亨关丹格宾的稀土厂。依照敦马的说法，政府议决大马必须更新莱纳斯的运营执照，因为我们不想失去这么大的投资。

这不免使得早前能源、科技、科学、气候变化和环境部长杨美盈曾表示，莱纳斯必须在更新执照前清除其废料和坚决保护环境的觉悟显得更加的微不足道。稀土的生产能对环境造成多少危害？这个问题一直饱受争议，但问题的答案却是显而易见的，你只需要问：为什么莱纳斯不设厂在拥有更好的废料处理技术的西方发达国，而愿意投资在相对落后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稀土出产国，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独厚的资源或先进的废料处理技术，而是因为我们愿意以牺牲环境为前提，来达到成本低廉的规模产出的效果，这是别国根本不愿意与我们竞争的。杨部长对于谁是叛国贼这一说法，现在应该有了崭新的认识吧！

拟定何种程度污染属犯罪

如果说只有当污染环境的行为对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和环境本身产生了危险才构成犯罪，就有必要设定某种客观的标准，那就是何种程度的污染行为才能被视作犯罪。从金金河、洋垃圾再到莱纳斯稀土厂的问题表明，马来西亚对于什么是环境污染确实严重缺乏一套可操作的客观标准。

环境污染的程度究竟有多大可以从3个方面来判别：1. 污染对环境的侵害具有多大不可逆性（为了使环境回复本来的面貌所需要付出的代价）；2. 在损害现实化的场合，对多数人造成损害的严重性（为了得出环境污染的真实成本，那就是账面成本以及社会成本的总和）；3. 如果不处罚就容易被模仿，那么，具有同种污染行为被反复实施的诱发性有（如果这种复制的成本越是低廉，那么被模仿的可能性便是越大）。

对于这样的标准，你越是设得严格和清晰一些，那莱纳斯的运营成本就更大，马来西亚便很有可能损失现有的比较优势；相反，你若是把标准设得更模糊一些，那么，莱纳斯的运用成本便越小，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能在模糊的条款上寻找其他解释的可能性。

法律约束污染，更约束政府

重罚主义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也许可以起到不错的效果。对环境污染课以重税以及施以重罚不仅能增加企业的负担，也能对其他企业起到威慑的作用。制裁主要是为了提高违法的成本、降低违法收益以减少企业违法的意愿；同时，制裁也迫使企业寻求更好的守法方式，从而大大降低了违法行为的可能性；此外，其威慑作用也能有效地促使企业积极守法。由于法律责任的严厉性，企业有动力和积极性去预防他们在环境问题上违法，并且更努力地去处理已经造成的环境损害。为了减少威慑对企业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企业有可能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预防环境违法，这样便是直接起到很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这表明管制方法不仅具有事后的效果，而且也能在事前发挥作用。它能促进企业家们的自我约束，并为当事人根据自身条件实行高效协调创造动力。在环境保护的努力上，预防永远胜于治理。

只有好的管制方法是远远不够的，监督机制在环境保护中也同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监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企业内部环境管理行为的监督，这可以是上层管理对下属的监督，但其性质属于内部行为，因此，监督的正当性肯定也会弱一些；另外一种较为可靠的模式便是由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进行外部监督。公权力对于环境保护固然起到莫大的作用，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更多时候企业会与行政机关达成某种合谋和协议，来共同损害环境公共利益。在加强环境监督，至关重要的参与者便是大众与媒体，因为他们是环境保护的切身利益相关者，因此也最具有积极性来实施对政府和环境的监督。

在马来西亚商业界的潜规则便是，一家企业究竟赚不赚钱，并不是看你有多强的竞争能力和生产力，而是看你与政府的亲密程度到哪里。公权力亦然成为了企业的第一生产要素。要保护环境？从找出政府的铁哥们做起吧！

（作者为拉曼大学高级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