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政坛不缺聪明但缺——德/黄圣铭

我们有聪明的政治人物吗?一个聪明的政治人物必须具备3个条件:一是智力,二是智慧,三是领导能力。

所谓智力,就是有记忆力和理解能力,有好智力的人就能掌握广博深入的知识。一个能入读大学,考取学位的人,智力肯定是不低的,智商肯定会在100或以上。那么,我们的议员和部长绝大部分都有大学学历,其中不乏博士学位者,专业人士等,所以,能说我们从政者是蠢蛋吗?

所谓智慧,是指能灵活应用知识,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做出正确判断,采取应对措施和策略,很好的解决问题,且不留后患。

面对汹涌而来的冠病疫情,我们的执政者至少采取了有效措施,准备了充足的疫苗、防护物资和医疗设备,制定了标准作业程序(SOP)等,总算控制了疫情,死亡病例比欧美少很多。

面对危机,我们的政治人物的智慧不是很突出,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至少中规中距,算是及格。

领袖聪明国家积弱

最近,教育部副部长马汉顺医生促成了政府的教育大学跟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合作,为后者的毕业生开设教师专业文凭课程,让这些毕业生可以成为华文中小学教师,填补教师的不足;此模式将推广到其他华文私立大学,而且将进一步与董总合作让独中教师参与相关课程,以成为有专业资格的教师。这是另辟蹊径,协助华文教育的方法,这是有智慧的表现。

关于领导力,我们的议员和部长,不是政党的中央领袖,就是州级或地方级的领袖,有些更是学生领袖出身。当然这是国内的比较来说,不过最近卫生部长凯利受委为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WHA75)的5名副主席之一,算是领导力受国际承认。可见我们的政坛领袖不缺领导力。

问题是,我们的政治领袖都聪明,国家也得天独厚有丰沛资源,但国家为何没有成为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成为发达经济?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是6万美元左右,世界排名第12,而我国只有约1万3000美元,世界排名第63。我们为何远远落后于一衣带水的邻国新加坡呢?

狮城政府廉洁闻名

关键在于德行。新加坡政府以廉洁闻名。去年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世界各国廉洁指数排名,新加坡得分85,排名第四,我国得分48,排名第62。新加坡成功关键在于人,其中关键的关键是国家领袖及其团队的聪明和廉洁。

从政为国为民,聪明才智用在正道上,财富得以公平分配,国强民富也就水到渠成。

中国的世界级伟人邓小平,虽然一生出生入死,跌宕起伏,两袖清风,但立志为国为民贯彻始终。

他无疑是个政治天才,独创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而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特区,建立先富帮助后富、最终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奠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和繁荣富强的基础。

以上例子说明,从政不能只是聪明,还需要“德”的指引,正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引申的说“道德”是从政者的北极星,引领着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像北斗星指引航行者一样,结果就会“众星拱之”众人都在其周围支持着他。

大海航行要靠北极星指引,车辆行驶要靠卫星导航,政坛运转要靠德行引领。所以,在选举民主中,选对人很重要。

上届大选,我们选了“为政以利”的领袖,耽误了国家前进步伐,这届可要睁大眼睛选个“为政以德”的人来领导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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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见

【灼见】为便派钱,要养马仔/胡逸山博士

上文提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志在政治上大展鸿图者,许多时候需要有大笔的款项“傍身”,作为各种的政治开销。

本周较早时,又有国会议员提出在不具名的前部长家里被搜出大笔款项一事。如指控属实,则与之前与政治人物有关的“安全屋”被反贪会搜出巨款相似,再次印证了以上这个观点。

无他,所谓发展中国家,一般平民(也就是选民)的生计都不很好过,无论是一般的柴米油盐的开销,抑或是生老病死的费用,能有额外的补助当然无限欢迎。而在半封建的政治思维中,老百姓大多还把政治人物当成父母官;既然是捧为“父母”,那就有无形的、不言而喻的责任,需要“养育”这些“子女”,能送各类物资予他们当然也很好,但没有什么是比直接送钱更好了。

不肯派钱选票不保

选民手上有了多余的款项,心里比较踏实,当然每几年一度的选举中,也就更为乐意把手上的神圣一票投给有关政治人物。这严格上来说不算买票也不是贿选,只能算是广义上的政治人物与选民之间的一种政治经济交易。这就是发展中国家里最接地气的政治现实。

而一些选民也还是老实不客气的,甚至会直接追上政治人物的家里去讨,后者不在家或不出来接待,就会耐心十足地在门口等,不拿到钱誓不罢休。这种情况在无论是在城市或郊外,低收入群体的选区尤为显著。

作为要继续中选的政治人物,你不肯派钱,自有对手肯派钱,那么选举时也就立见高下了;自命“清高”者或狼狈落选,那也就怪不得别人。所以,许多政治人物都必须有大量的现款傍身,以备不时之需。

而这几年来,政权更替频繁,已然不是以前般有壁垒分明的“永远”执政党(所属政治人物会被选民认定应该派钱)和“永远”反对党(所属政治人物则不会被认定应该派钱),而是有时这边执政,有时则那边。所以当下无论是在朝抑或在野的政治人物,通通都被这些认为“讨钱”是天经地义的选民追讨,而且是要现款,所以政治人物也就难逃要有现款来傍身了。

助“马仔”获承包项目

而这种发展中国家民众贫穷需要政治人物施舍的情况,也和政商勾结形成恶性循环。为了有(非公家的)钱来派,也为了更有效地派钱,以便博取受惠选民的青睐,一些政治人物在有机会当权时就必须养所谓的“马仔”。所谓马仔,可以是政治人物的一些外围助手或友人,如党内外的一些基层干部等,是与政治人物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商人。

怎么说“养”呢?就那些外围政治工作者来说,他们为政治人物日晒雨淋地奔走跑基层派钱派物资要派得到位,那么他们自身也是要吃饭、养家,那又如何是好呢?所以政治人物在当权时也就要“安排”(如通过所谓直接谈判或围标的方式)一些公家的中小型项目让他们承包,如此他们方能在自身物资基础获得保障的情况下,尽心尽力地“为民服务”。

当然马仔还不只这些外围,还是有大商家的。政治人物当权时,也就必须搞点大项目,哪怕是所谓白象项目也没关系,总之是一些能把大笔公家款项输送过去的项目,以便这些商家在空手套白狼,赚公帑赚得不亦乐乎之余,会把一部分“回馈”给“有恩”于他们的政治人物,让后者得以自己进袋也好,拿去派给选民也好。

这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病入膏肓的政治生态,但却难以找到苦口良药来医治,只有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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