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政府无所不知?/章龙炎

我国第一次出现中央政权轮替后,因为新政府与有关人士,特别是专家学者对话。

有些专家学者很开心的宣告“政府无所不知”的时代过了,因为他们看到部长很细心认真的聆听出席者的意见,这与前朝政府有天渊之别。一个新闻界的前辈,也表达类似的看法。



这些学者专家可能没有意识到,政府里头有许多专家学者;在过去,政府也需要学者专家提供意见。

所以,那些突然间被注意到的专家学者,会感到“被重视”是因为虚荣心使然。

他们可能知道或者不想知道的是:专家学者的意见,与他们的意见能否被政府采纳成为政策是两回事。况且,新政府的某些部长等,当然要显示一下他们与前朝政府不一样,听取民意;专家学者的意见——特别是那些没有特别专门知识的专家学者,有太多“酸腐味”,这些为官的会愿意一直听下去吗?

决定权在统治精英手上

即便那些已经在体制里的专家学者,就只能提政策建议,即使他们认为他们的建议是非常有建设性,甚至在长远来看是可以救国的,但是决定采不采纳有关建议,最终是在统治精英手上。



所以,那些自以为清高,与那些“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专家学者“势不两立”的专家学者,最容易因为突然被“重视”而感到此生无憾。这很虚伪。

反正大家都有学问,要怎么样使用这些学问难道不能各有各的选择吗?

其实,我最同情的是那些本来反政府(可能就是反国阵政府)反到底,让人家以为他们只要谁执政就反谁,试图塑造对权力的痛恨,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印象,但是在国阵垮了台后,为新的政府护航。

对他们这种转向,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们向来就不是针对政策甚至是个学术议题而反的,而是针对某个执政联盟而反的。例如,有关选举不公平的问题,那些之前高喊“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专家学者,说国阵以不超过半数的选民票,赢得超过半数的国会议席,宣告天下“民主已死”;可是,希盟同样以不超过半数选票,赢得超过半数的国会议席,他们却不出声了!

政府对生活干预增还是减?

至于上面提到有些专家学者说“政府无所不知”的时代已成过去,难道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活在幻想中吗?照理,换了政府有什么意义的话,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是:政府对我们的生活干预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我不认为政府的干预增加了。硬硬以“为民着想”要餐馆全面禁烟的政策,把餐馆在自己的产业(或者租约)权益的决定权,都剥夺了(允不允许顾客抽烟是政府说了算,而不是餐馆经营者说了算);不计反对后果的废除死刑;政府有意辅导夫妇以减少离婚率等等。

大家可能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可是,可能就因为我们tidak apa的心态而被静悄悄的侵蚀。

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把假设建立在一个不存在的前提上,危害不浅。就我所知,只有专制国家才认为政府可以无所不知,连人民要买菜都需要政府安排。我们曾活在这个时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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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公共领域改革不负众望/李兴裕

2025年财政预算案打破传统,高度重视改革特定领域,涵盖体制改革、打击贪腐、改革议会制度、立法及政府行政与机构。

政府承诺维护廉洁、提高问责制、优化资源和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如果政府能够兑现对这些领域进行全系统改革的承诺,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机构和公共服务的交付模式,从而节省预算的行政开销,并确保有效实施发展开销,以实现更好的公平和基于产出的成果。

私人领域和企业也将受益于降低持有成本和隐性成本、节省资源和时间,以及提高生产力。

鉴于国家的角色、公共领域的规模和在经济中的贡献(联邦政府的总行政开销和发展开销在2025年财政预算案中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0.2%,合并非金融公共企业的总开销占GDP的29.6%),证明了对公共领域进行良好监管、提供优质服务的必要性。

经济、体制和监管改革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改善商业环境和经营环境。

在良好的监管和高效运行的机构支持下,确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的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商业环境,从而提高了竞争力,降低了经营成本,并带来了更好且可预测的投资回报。

有效、务实且与时俱进的法规和法律对于经济增长、确保促进企业竞争和创新的市场经济、保护社会和环境以及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收入至关重要。

这有助于实现昌明经济框架中设定的目标,该框架以两大支柱为基础:以经济转型来提高顶限(Raising the Ceiling),将大马定位为亚洲地区领先的经济体、通过改善生活质量来提高底限(Raising the Floor),以及公共领域改革。

政府可以通过健全的经济和财政管理、实施战略计划和路线图来实现其目标,其中关键的包括2030年新工业大蓝图(NIMP 2030)、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KL20行动计划和国家半导体战略计划。

从寻求吸引高质量的投资、高价值高增长的工业,通过有利的生态系统、清晰一致的政策、法规以及非财政(如融资工具、基金、贷款担保和赠款)和企业融资奖掖措施,促进国内外投资者开展业务,到通过一致的叙述、推动、教育和活动影响企业和人们的选择和行为。

各部门、机构和机关执行法规和制定规则,须有明确的有效执行和遵守设计,便于企业、投资者和公民遵守,并执行成本不高,且易于降低行政成本。

接受建设性解决方案

如果政策和计划的实施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政府可能无法实现其目标和结果,或者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进而可能对经济造成损害,并抑制企业家精神。

例如,缺乏充分或未经充分协商的商业监管改革和政策,可能会造成过度负担,从而引起忧虑和反对声音;设计不当和执行不力的措施和法规,将抑制创新,而过于复杂或现有的法规,不适合支持政策目标。

公共领域监管改革和资源优化,涉及进行艰苦且不受欢迎的经济和体制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摆脱“权利和依赖综合症”思维模式;改变管理公共领域活动的规则和规范。

我们必须承认并接受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以摒弃、纠正、修订和加强在现代没有发挥良好作用或过时的政策、规则和法规。

首要任务是提出资讯自由法案和政府采购法案,这是增强公共领域赋权和提高效率的积极举措。

马来西亚每年花费超过1500亿令吉(相当于GDP总量的近五分一)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如果减少纰漏和浪费,相信可以节省30%。

公共采购管理不善、欺诈以及挪用公款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会将公共资金转移到没有成效、不合适和不经济的项目中。

更糟的是,其中一些滥用公共资金的行为未被发现,税款也未缴纳。这种货币交易被视为影子经济和商业活动。

人们相信,建议中的政府采购法案,将加强公共财政与财政责任法令(第850法令),通过确保招标活动的透明度和公开竞争,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和纰漏,来帮助实现财政目标。

在过去许多的总审计司年度报告中,总审计司都详细阐述了公共采购中的滥用和违规行为。其中包括浪费、定价过高、成本超支、延误和项目最终交付质量不达标等各种问题。

打击贪腐追踪公共资金

预算案中打击贪腐的具体重点,是修订后的审计法,该法令遵循“跟踪公共资金审计”的方法,允许总审计司追踪公共资金的去向,包括获得政府担保的公司。

这恰逢其时,可确保在实施发展项目时,使用公私合作(PPP)方法进行适当的成本和财务管理,如公私合作总体规划(PIKAS)2030中所述。PIKAS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私人投资增加780亿令吉。

国家审计署将获得2亿令吉的拨款,扩大对近2000家获得政府拨款和担保的公司和实体的审计范围。这是改善公共领域监管和问责制的积极举措。

至关重要的是,必须采取后续纪律处分,包括扩大总审计司的权限,允许在审计报告中发现犯罪因素时,直接向警方或马来西亚反贪污委员会举报。

反贪会将获拨款3亿6000万令吉,以调查和采取坚决行动,将贪污犯绳之以法。

官僚和政治领袖的决策不应涉及贪污,公共领域的资源须明智使用,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社会回报率。

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优质的公共领域,以便以最低的效率,为人民取得更好的结果,为企业节省时间和降低持有成本。

在这方面,政府致力于通过公共行政效率承诺法令、联邦法定机构管理和监管指南和《联邦法定机构合理化秘书处实施公共服务改革,明确重点是精简官僚机构、加快流程、减少浪费和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公共服务转型多种模式

这些合并案包括InvestKL与大马投资发展局(MIDA);拉萨政府学院(RSOG)与国家公共行政学院(INTAN);清真发展机构(HDC)与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马来西亚航空委员会(MAVCOM)与马来西亚民航局(CAAM)。

首相表示,4个负责吸引投资和旅游业的政府机构,将从明年起在海外共享办公室,以节省成本,并通过优化公共资源提高行政效率。这4个机构分别是旅游、艺术与文化部、投资、贸易与工业部、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MATRADE)和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

建议各州政府可以针对尚未出台此类指导方针的州法定机构,颁布类似的管理和监管指导方针。目前,所有联邦法定机构都须设立内部审计部门,重点致力于减少冗余、提高效率和降低营运成本,以协助政府修复财政赤字。

公共服务转型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转型和现代化公共服务的过程,需要“自上而下”的高质量和以结果为导向的领导和管理、明确的目标、资源和公众的参与。

虽然通过整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科技来通过电子政务服务转变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将建立与公民和企业互动的有效方式,并减少政府机构和地方当局流程的成本和层级,但鉴于数据泄露和未经授权登录的风险日益增加,保护公民的数据隐私和个人信息,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

首先,在“国家改革计划”下,政府成立了由政府首席秘书领导的机构改革特别工作组(STAR),以减少官僚程序,这是显而易见的。

STAR负责协调解决人民中心问题的努力,例如学校和诊所破旧不堪、医院和移民柜台拥挤不堪,以及经商便利性。

最后,政府将成立立法改革工作组,拨款3.09亿令吉,带头审查3000多部过时的法律,包括修订1950年合约法令等商业法律,使其符合当今的标准。有必要评估不再与数字时代相关或适用的法律,并对其进行更新,与时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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