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港独只是乌托邦/谢诗坚

于2014年领导“占中”(占领中环,却也包含对中国主权的挑战)行动的“三子”戴耀廷(港大法律副教授;53岁)、陈建民(中大社会系副教授;59岁)及朱耀明牧师(74岁),因3项罪名齐发(妨扰罪、煽惑他人及煽惑公众),因而被判入狱16个月(3罪刑期同时执行),致使戴耀庭及陈建民即日服刑;而朱耀明牧师因年长和身体情况的原因虽也被判16个月,但缓刑2年。

另外6名民主派人士,即立法议员绍嘉臻、学生领袖锺耀华、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及前立法议员及前民主党主席李永达被判入狱8个月,其中,锺耀华和李永达获缓刑2年;而25岁的学生领袖张秀贤因案发时未满21岁,提交感化院,被判200小时社会服务令;此外,另一名立法议员陈淑庄因需要动脑瘤手术,获准押后至6月10日宣判。



雨伞运动上国际头条

这些人士在2014年9月28日发起或参与非暴力示威,占领主要街道;由于示威者用雨伞抵挡催泪弹的画面登上国际媒体头条,也被称为“雨伞运动”;示威者前后占领主要街道79天,也与政府谈判,而且多次与警方发生冲突,但政府没有让步;不但政改方案被否决,而且香港民主之路更是举步维艰。

在这4年来,被秋后算账的领导人及强硬分子也因而缠上官司。根据香港保安局资料,至少有169人因为占中运动被定罪或签保行为。

意想不到的是,在2016年农历新年,又再发生执法人员在旺角驱赶无牌小贩而引发骚乱和暴力事件,多名支持雨伞运动的示威者参与其中,有者被判刑。



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来,已有超过100万名大陆人到香港定居或来往于大陆和香港之间,他们与港人对身分的认同有落差,也就在2017年12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所作的电话访问中找到“答案”;有40%受访者自认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只有15%自认为中国人。

与此同时,中大的调查报告则显示,只有1%的民众在不公开下支持港独;公开的更少(香港人口有750万之众)。

香港是英国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而在1842年拿下的;在1860年及1898年分别拿下九龙和新界。这样一来,香港自然成为中国人移民的另一个选择,尤其是在国共内战期间(1946-1949)及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

本来英国在战后的1946年有通过联合国将香港列为与新加坡一样,是“非自治领土”,可以脱离宗主国成为独立国家;在1960年,联合国进一步确定殖民地有自决独立的权利。

但在1971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后,就在翌年向联合国提出香港不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而获通过。这意味着香港不可能独立。

中国不可能接受港独

即使在六十年代有当地华人马文辉成立了香港第一个政党(香港民主自治党),以反共的立场推动香港自治,他也因之成了“港独之父”,但这只是“港独”分子一厢情愿的幻想。为了让港独分子死了这条心,中国在1984年与英方达成协议,同意在1997年(也就是新界租期99年终结年)7月1日将香港主权全面移回给中国。

从那天开始,香港启用由中国通过的“香港基本法”。由于担心香港人的要求太高太快,中国在同意50年制度不变下,也不同意完全走向民主。因此对特首的选举及议员的选举都是先由选举人确定资格后才可成为候选人。

所谓的选举人由最早的400名变成800名再增至1200名(由当局认可的人),但还是被港人认为不够民主化,他们要求的是由政党提出候选人参选,由选民直接投票,不再有选举人制度(中国人大在雨伞运动前一个月已否定直选特首,而是由1200名选举人先筛选候选人)。

虽然戴耀廷不后悔领导香港政改运动,但他承认没有成功,他希望自己的坐牢可以唤醒下一个运动(他是第一个在2013年《信报》撰写了〈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提出了以非暴力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争取真正的普选);讵料这篇文章如同震撼弹,牵动整个民主阵营和公民社会,在2014年终于形成“失控”的雨伞运动,后来连戴耀庭等人已无法指挥群众,劝不了示威者自行解散;再后来,这场运动似乎被学生领袖黄之峰等人主导,最终被警方驱散。

不论基于任何理由,香港回归已是事实,可以对体制进行调整,断不可能发生港独运动。这等于是否定中国现有的体制。即使中国的政治在未来也会有所改变,但港独也只是一个乌托邦,不可能会被中国接受的,否则,“台独”、“疆独”及“藏独”就会被有心人鼓动起来而没完没了了。

反应

 

亚洲周刊专区

屠龙杀警案 主犯判囚23年警示

报道:唐德中

激进分子组“屠龙小队”,意图在2019年制造连环爆炸并枪击警员,被首次引用《反恐条例》起诉,7名被告重判入狱近6年至逾23年不等,揭开背后外部势力介入。

香港多名激进年轻人意图在2019年制造连环爆炸并枪击警员,被警方首次引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简称《反恐条例》)起诉。

经过逾80天的审讯,7名被告11月14日在香港高等法院被重判入狱近5年10个月至23年10个月不等。

案件已经审结,但事件的起因及背后揭示的外部势力仍然值得深思。

自从2008下半年以来,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就持续升温,激进本土派迅速冒起。

其后数年,激进本土派除了建立成熟的“港独”理论,更从意识层面升级至公然挑战国家对香港宪制权威的激进暴力行动。

计划湾仔街放置2炸弹

2019下半年修例风波期间,香港出现多个所谓“勇武小队”,在游行、公众集会充当打砸烧及袭警“先锋”,手法狠毒残暴,当中以颇为高调及猖狂的“屠龙小队”最引人侧目。

根据案情披露,10余名“屠龙小队”的勇武派成员计划在当年12月8日的民阵游行期间,于湾仔街道放置两枚分别重2公斤及8公斤的炸弹,其中一枚炸弹藏有约150根铁钉。

屠龙小队会引诱警方到场,其后引爆小炸弹;同一时间枪手从附近高处用长枪乱枪扫射警员,引起恐慌,迫使其靠近大炸弹再加以引爆,以杀死更多警员。

落实前夕被警方捣破

不过,计划在落实前夕被警方捣破,未有成事。

警方先后拘捕14人并起诉多项罪名。

案件经过逾80天审讯,9名被告罪成,其中两人早前已被判刑;其余7人则于11月14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刑。

案件原定于11月14日上午判刑,惟因8号风球延至下午宣判。7名被告由囚车押送到法庭,现场所见,部分被告身穿白色衬衣,面部表情基本平静,偶有被告会与坐在前列的亲友点头打招呼。

“苏纬轩……判囚12年;蔡凯明……判囚5年10个月;黄振强……判囚13年半;吴智鸿……判囚23年10个月……”高院法官张慧玲在长达2个小时的判词宣读后,终于在下午约4时半用约两分钟时间宣读7名被告的罪名及刑期,7人被判囚5年10个月至23年10个月不等。

其中主犯案件主谋吴智鸿被重判23年10个月,是反修例案件最重刑期。

期间,法庭内极其安静,只剩下法官的宣判声及法庭记者快速敲击键盘的哒哒声。众被告闻判后表现平静,只有判刑最轻的蔡凯明流泪。

法官批评,本案被告以杀害警察、制造社会恐慌、颠覆政府为目标,涉及有预谋地引诱警员,从而杀害他们,亦会对财产造成损害,恶毒非笔墨所能形容。

法官又指出,早年悍匪叶继欢的爆炸品案判刑是18年监禁,本案性质更严重,以杀害警员和制造社会恐慌、颠覆政府为目标,因此量刑起点亦更高,将远超18年。而“屠龙小队”其他成员在审讯后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只表示陪审团未能肯定他们是本案串谋的一分子,但其破坏行为是有目共睹。

从重量刑起阻吓作用

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指出,本案是修例风波中判刑最重,认为有阻吓作用。

特区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案件属极端恐暴血腥的图谋,情节极为严重,若非警方及时瓦解团伙,必定造成大量死伤。

将来若有类似案件再发生,当局会积极引用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经完善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执法和检控,将罪犯绳之以法。

“屠龙案”判刑公布后,在香港社会引起了一股热议,普遍认为这次重判具有阻吓力。

犯法必会付出代价

曾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遭众激进示威者以球棍、雨伞疯狂殴打的律师陈子迁表示,“屠龙案”的重判是向社会各界传递明确的信息:香港是法治之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犯法的人必会为所做的恶行付上法律代价;同时对违法犯罪分子作出强烈的警示,任何实施危害国家安全重大犯罪行为者,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绝无侥幸逃脱的可能。

不过,随着案件曲终人散,事件的一些细节也引起反思。

譬如,案中有数人早前获陪审团裁定罪名不成立,引发有意见要求改革陪审团制度。

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回应时称,基本法列明保留陪审团制度,社会可讨论如何改善,但港府暂时无计划牵头讨论改制。

屠龙成员在台湾受军训

又如,案情披露多名被告2019年9月16日至28日曾到台湾彰化县的宿舍,接受前陆战队队员常先生“军事训练”,包括跑步、海滩游泳、健身、举重、练习以刀作出攻击、搏斗技巧等。

常先生又安排他们用气枪训练持枪手势、抢枪,再用真枪练习“烧枪”,以及教授制造汽油弹和铝热弹并进行试爆。

事发时,正值台湾时任总统蔡英文首届任期即将完结,和中国国民党的韩国瑜竞争新一届任期。

有香港舆论就此认为,蔡英文常以香港修例风波作为“反共”选举宣传。

这些香港恐怖分子经神秘中间人介绍,去台湾接受军训,还有真枪射击,反映香港的政治绝不是表面看那么简单,“你说台湾政府不知情,台湾‘国安局’无介入,很难令人相信”。

另外,“屠龙小队”多人串谋在人群密集中引爆炸弹及施以枪击,是过去数十年香港最血腥的恐袭阴谋。

香港不少政界人士慨叹,香港为何会在短短几年间由一个和平的“示威之都”,变成恐怖主义滋生的地方?

香港需加强通识教育

香港中文大学讲师蔡思行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香港前几年之所以出现本土恐怖主义的思潮和行径,可以从香港和国际两个层面来分析。

就前者而言,香港以前推行的通识教育涉及当代中国的内容,只着重批判而缺乏多角度的基本认识,导致许多年轻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形成固化的负面形象,并简单化挪移至对今日中国政经和社会体制的判断和不满。

就后者而言,特朗普等右翼政客近年在欧美等主流国家上台,影响所及,和平集会形式被边缘化和污名化。

而激进思想主要是依靠新兴的社交及通讯平台等传播,并且在群组内部形成不断回响的同温层,无法多角度接收不同意见作批判性思考,“结果造成思想和行为愈趋激进,以争取获得更大话语权,形成恶性循环”。

蔡思行指出,近年国际流行“后真相时代”,大部分民众依靠网上讯息辨别和评价真实世界,香港教育界除大力推动数字素养,未来亦应加强大中学学生数字伦理教育,令他们明白网上鼓吹激进以至用暴力行为表达不满,是对文明社会价值的重大冲击,也是与以往追求的民主和自由相去更远。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反应
 
 

相关新闻

南洋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