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疫情汹汹 香港新加坡抗疫/陈文坪

香港自2021年底爆发第五波疫情后,2个月过去了,日前还每日以万计递升,冠病疫情有些失控。

面对这波来势汹汹的疫情肆虐,港府在行动上、策略上、措施上似乎来得缓慢,令港人大表不满,令港府的管治威信受挫。

平心且事实而论,面对社区疫情快速传播,政府一时之间是难以掌控的。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是常见的,并非笔者在为港府辩护。

2020年冠病在世界各地传播后,刚开始时新加坡也是控制得相当不错,被国际媒体评为抗疫的“模范生”。但是,一个失误,客工宿舍爆发了。最终不得不采取“半封城”的阻断措施。

香港也是如此,去年下半年来社区几乎清零状态,人人期盼与大陆通关。这一希望不但没有实现,大意的港人在接种疫苗方面却迟迟裹足不前,与他国的疫苗接种率相比,还是低了许多。

本次疫情在社区传播开来,港府虽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援,派出专家、医疗方队、护理人员到港协助,也派出工程队协助建造方舱隔离中心,提供防疫物资、药品给港府,甚至提供抗原快速检测仪(ART)分发给民众,但还是无法快速执行全面检测措施。原因不外是,医护人手不足、隔离地方有限,无法容纳全民检测后所出现的阳性患者。

护理员无法应付

事实也是如此。当一天确诊在2万至3万宗病例时,一个隔离中心最多3天即被填满。而5万人(假设一个方舱临时隔离中心)需要多少护理人员?以1:100人来计算,就需要500名护理人员。可以想像护理人员根本是无法应付的。

以目前香港确诊病例来看,需要多少个方舱隔离中心才能收留?而护理人员要从何而来?硬体(方舱隔离中心)容易建造,软体(医疗护理人员)却无法从天而降。

在中央专家到港多日后,港府还是“无动于衷”推出防疫新手段,其实是有难处的。外界及港人需要了解。

来到后疫情时代,一些国家在抗疫防疫的经验可以供参考。如新加坡在采取“与冠病共存”的策略后,除了推进全民疫苗的接种外,还采取居家康复计划。这大大减轻了医疗系统、医护人员的压力。

居家康复更有效

新加坡过去一段时间每日确诊以万宗计算,但住院者不到2000人,入住ICU少过100人,需要氧气供应患者不到200人。这就是居家康复计划的效果,大大减少了医院的医疗资源。

港府不妨参考新加坡等地的做法,让轻症、无症状的患者自行在家隔离康复,通过ART自行检测来汇报、跟进。以此减轻公立医院、诊所的压力,将资源留给重症者及弱势群体患者。

面对与大陆通过的条件“动态清零”,港府背负着巨大压力。能做到清零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科学家已不断提醒,冠病是会长期存在于生活中。

与其背负着压力,港府不如因时、因地、因势制宜,为后疫情时代创造另一条可持续性的路径,与全体港人共同克服目前所面对这一波来势汹汹的疫情。这才是港府必须执行的防疫策略。

港府须改变防疫方向,建立有效的居家康复计划,这样既可减轻医疗系统的挤压,也能腾出更多资源给真正需要的重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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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专区

屠龙杀警案 主犯判囚23年警示

报道:唐德中

激进分子组“屠龙小队”,意图在2019年制造连环爆炸并枪击警员,被首次引用《反恐条例》起诉,7名被告重判入狱近6年至逾23年不等,揭开背后外部势力介入。

香港多名激进年轻人意图在2019年制造连环爆炸并枪击警员,被警方首次引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简称《反恐条例》)起诉。

经过逾80天的审讯,7名被告11月14日在香港高等法院被重判入狱近5年10个月至23年10个月不等。

案件已经审结,但事件的起因及背后揭示的外部势力仍然值得深思。

自从2008下半年以来,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就持续升温,激进本土派迅速冒起。

其后数年,激进本土派除了建立成熟的“港独”理论,更从意识层面升级至公然挑战国家对香港宪制权威的激进暴力行动。

计划湾仔街放置2炸弹

2019下半年修例风波期间,香港出现多个所谓“勇武小队”,在游行、公众集会充当打砸烧及袭警“先锋”,手法狠毒残暴,当中以颇为高调及猖狂的“屠龙小队”最引人侧目。

根据案情披露,10余名“屠龙小队”的勇武派成员计划在当年12月8日的民阵游行期间,于湾仔街道放置两枚分别重2公斤及8公斤的炸弹,其中一枚炸弹藏有约150根铁钉。

屠龙小队会引诱警方到场,其后引爆小炸弹;同一时间枪手从附近高处用长枪乱枪扫射警员,引起恐慌,迫使其靠近大炸弹再加以引爆,以杀死更多警员。

落实前夕被警方捣破

不过,计划在落实前夕被警方捣破,未有成事。

警方先后拘捕14人并起诉多项罪名。

案件经过逾80天审讯,9名被告罪成,其中两人早前已被判刑;其余7人则于11月14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刑。

案件原定于11月14日上午判刑,惟因8号风球延至下午宣判。7名被告由囚车押送到法庭,现场所见,部分被告身穿白色衬衣,面部表情基本平静,偶有被告会与坐在前列的亲友点头打招呼。

“苏纬轩……判囚12年;蔡凯明……判囚5年10个月;黄振强……判囚13年半;吴智鸿……判囚23年10个月……”高院法官张慧玲在长达2个小时的判词宣读后,终于在下午约4时半用约两分钟时间宣读7名被告的罪名及刑期,7人被判囚5年10个月至23年10个月不等。

其中主犯案件主谋吴智鸿被重判23年10个月,是反修例案件最重刑期。

期间,法庭内极其安静,只剩下法官的宣判声及法庭记者快速敲击键盘的哒哒声。众被告闻判后表现平静,只有判刑最轻的蔡凯明流泪。

法官批评,本案被告以杀害警察、制造社会恐慌、颠覆政府为目标,涉及有预谋地引诱警员,从而杀害他们,亦会对财产造成损害,恶毒非笔墨所能形容。

法官又指出,早年悍匪叶继欢的爆炸品案判刑是18年监禁,本案性质更严重,以杀害警员和制造社会恐慌、颠覆政府为目标,因此量刑起点亦更高,将远超18年。而“屠龙小队”其他成员在审讯后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只表示陪审团未能肯定他们是本案串谋的一分子,但其破坏行为是有目共睹。

从重量刑起阻吓作用

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指出,本案是修例风波中判刑最重,认为有阻吓作用。

特区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案件属极端恐暴血腥的图谋,情节极为严重,若非警方及时瓦解团伙,必定造成大量死伤。

将来若有类似案件再发生,当局会积极引用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经完善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执法和检控,将罪犯绳之以法。

“屠龙案”判刑公布后,在香港社会引起了一股热议,普遍认为这次重判具有阻吓力。

犯法必会付出代价

曾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遭众激进示威者以球棍、雨伞疯狂殴打的律师陈子迁表示,“屠龙案”的重判是向社会各界传递明确的信息:香港是法治之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犯法的人必会为所做的恶行付上法律代价;同时对违法犯罪分子作出强烈的警示,任何实施危害国家安全重大犯罪行为者,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绝无侥幸逃脱的可能。

不过,随着案件曲终人散,事件的一些细节也引起反思。

譬如,案中有数人早前获陪审团裁定罪名不成立,引发有意见要求改革陪审团制度。

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回应时称,基本法列明保留陪审团制度,社会可讨论如何改善,但港府暂时无计划牵头讨论改制。

屠龙成员在台湾受军训

又如,案情披露多名被告2019年9月16日至28日曾到台湾彰化县的宿舍,接受前陆战队队员常先生“军事训练”,包括跑步、海滩游泳、健身、举重、练习以刀作出攻击、搏斗技巧等。

常先生又安排他们用气枪训练持枪手势、抢枪,再用真枪练习“烧枪”,以及教授制造汽油弹和铝热弹并进行试爆。

事发时,正值台湾时任总统蔡英文首届任期即将完结,和中国国民党的韩国瑜竞争新一届任期。

有香港舆论就此认为,蔡英文常以香港修例风波作为“反共”选举宣传。

这些香港恐怖分子经神秘中间人介绍,去台湾接受军训,还有真枪射击,反映香港的政治绝不是表面看那么简单,“你说台湾政府不知情,台湾‘国安局’无介入,很难令人相信”。

另外,“屠龙小队”多人串谋在人群密集中引爆炸弹及施以枪击,是过去数十年香港最血腥的恐袭阴谋。

香港不少政界人士慨叹,香港为何会在短短几年间由一个和平的“示威之都”,变成恐怖主义滋生的地方?

香港需加强通识教育

香港中文大学讲师蔡思行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香港前几年之所以出现本土恐怖主义的思潮和行径,可以从香港和国际两个层面来分析。

就前者而言,香港以前推行的通识教育涉及当代中国的内容,只着重批判而缺乏多角度的基本认识,导致许多年轻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形成固化的负面形象,并简单化挪移至对今日中国政经和社会体制的判断和不满。

就后者而言,特朗普等右翼政客近年在欧美等主流国家上台,影响所及,和平集会形式被边缘化和污名化。

而激进思想主要是依靠新兴的社交及通讯平台等传播,并且在群组内部形成不断回响的同温层,无法多角度接收不同意见作批判性思考,“结果造成思想和行为愈趋激进,以争取获得更大话语权,形成恶性循环”。

蔡思行指出,近年国际流行“后真相时代”,大部分民众依靠网上讯息辨别和评价真实世界,香港教育界除大力推动数字素养,未来亦应加强大中学学生数字伦理教育,令他们明白网上鼓吹激进以至用暴力行为表达不满,是对文明社会价值的重大冲击,也是与以往追求的民主和自由相去更远。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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