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经济开放与生活喜乐/黄文彦

从前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物质生产,如何依据经济里的种种局限,将所出产的货物及服务最大化,供应消费者需求。

若将经济喻为一块月饼,那么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如何让所有人均能得到一口月饼,而且越大口越好。然而,自1980年代伊始,经济学家发现纵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逐步增长,人民生活水准大有提升,但对生活的喜乐和满足感并没有同步增长,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

虽然在某一个时间点,高收入的人士固然比较快乐,但当我们相较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时,后者不见得比较快乐。

这与经济开放又有什么关系?经济开放被视为提升人民生活水准的重要管道—贸易开放让一个国家借着进口活动享有自己不能生产的货物与服务,并通过消费多样化而提高生活素质。

同时,借着出口活动,一个国家能够扩大销售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提升薪金和就业机会,提高人民收入。

论及金融开放,金融开放推动国际资本流动,让企业借着国外投资扩展出产规模,进行科技创新,这将推动经济发展,并提升生活水平。

无论是贸易还是金融上的开放,都理应让人民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快乐。

经济开放致贫富悬殊

不过,经济开放会带来贫富悬殊的副作用,负面影响人民生活喜乐。这是因为经济开放会导致不平均收益状况,亦让一些族群遭受损失,从而产生社会上的不满。

为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马勇教授与其团队研究了经济开放对中国31省的快乐程度的影响。

他们虽然发现经济开放会导致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但经济开放所带来的好处,也就是经济机会和资源,可足够弥补贫富悬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此,经济开放是能够有效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生活上的喜乐。然而,他们也同时发现了经济开放亦可提高收入的不稳定性,进而对生活上的喜乐造成另一种负面影响。

凭借中国在以上研究里所取得的颇多正面成果,这无疑对马来西亚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有着更重大与确切的影响。

目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远超欧洲联盟,涵盖了15个签署国,世界总人口的30%,与世界总生产量的30%,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10年内达成零关税。

正面积极参与此协定毋庸置疑地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开放有着推波助澜的帮助,也能够提升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水准和生命上的喜乐。

然而,从中国经济开放的经验取经,马来西亚政府仍需更精密细心地策划,为的就是确保马来西亚各阶层的人民,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生活喜乐上,都能够平均享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之带来的益处。

马来西亚政府亦应当参考中国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政策,以达成双重目标,那就是最大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益处,同时也保护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不因经济开放而受损。物质生活水准固然重要,但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人民的精神需求与喜乐。

(东南亚社科研究中心(SEARCH)与拉曼理工大学(TARUMT)商业与政策研究中心,适逢“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联合呈献的社会责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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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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