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美国双箭齐发/谢诗坚

美国众参议院先后于10月和11月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众议院又于12月3日以407票对1票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原本在今年9月,美国的参议院已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但今次是众议院对此法案根据参议院通过的修改版本进行确认,也就意味着参众两院一致地把香港和新疆的课题扯在一起。费解的是,这两项法案的反对者只是共和党的众议员马西,其理由是不同意干预别国的内政。



尽管美国国内只有少数政界人士不认同美国越俎代庖,干涉别国事务,但一向以来掌控大多数议员的政党领袖,基本上是操控所属的党派议员。因此,香港法案也好,维吾尔法案也好,都是美国本质的表达;尤其是针对打压共产国家,美国是不遗余力的。过去的行为是处处挖掘苏联的墙角,今日的行为则是以打击乃至打垮中国为目的。

例如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过后,就有美国议员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但因尚未达致紧急阶段,也就被美国压下静观其变;到了2016年,香港的反中派人士黄之锋访问美国国会,又激发众议院提出相同的法案,只是被认为时机未成熟而作罢!

贸易战火上加油

未想在2019年中,竟因爆发一场“反送中”修例的大抗争,不仅持续5个月之久,而且已从和平演变成暴乱。这也给予美国一个机会在中美贸易战“火上加油”,借用香港法案来转移中国的视线,进而让中美贸易战无法达成实质性的成果。



紧接着2019年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也出炉了,主要是向中国左右开弓,一边是在南部的香港干扰治安,另一边则在西南的新疆燃起了种族火光,指责中国在改造营中将百万维吾尔人限制起来,且进行“思想教育”(洗脑)。

虽然中国对此十分愤慨,但美国议员乐见中国高层被分散精力,应接不暇。

即使香港和新疆是两个不同的课题,但已被美国冠上“人权”形成一个课题,因而大加讨伐中国不尊重人权和自由就不在话下了。

在这方面,美国巧妙地指责香港的“动乱”是因为中国意图将住在香港的“嫌犯”引渡回中国受审以致牵动港人的抗拒心,若是此例一开,从此香港人权没有保障,随时都会被押回中国受审。

正因为反修例打中港人的下怀,结果一概反对到底,而且提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同样的,西方舆论也认为维吾尔族是受到压制的少数民族,中国更限制百万人在“改造所”内进行“再教育”,被认为是侵犯了基本人权和自由。

美国“四面包抄”中国

无可否认的,香港人是寻求与大陆切割,而且不允许中国干预香港的施政,包括对特首的选举,这就是他们所坚持的一国两制。这种过度的要求已形同“港独”和否定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后果如何呢?不言而喻。

如果反送中的人不深入思考单行线所带来的危机,他们便得牺牲生活和工作来换取所谓的民主和人权的追求,这也等于漠视了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权利。当人没有工作和不能温饱时,人的尊严也已变相被践踏了。连生存都有问题,又何来自由和民主呢?

至于维吾尔人是因历史因素,造成这个民族的复杂性。在现代历史上,突厥民族生活在中亚地区(现在的新疆和中亚五国),被称为“突厥斯坦”;中国史书称为“西域”。基本上,突厥民族居住在土耳其、西域(新疆)、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亚塞拜疆、塔塔尔等地,他们被认为源同一家;不过在18世纪后,因帝国的崛起,突厥人被瓜分成几个国家,如俄罗斯版图内的被称为西突厥斯坦;而归属中国的部分则称为东突厥斯坦。“新疆”这个名词是1884年后满清政府将东突厥斯坦重新定名,意思是指“新的疆域”。

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于1923年解体后,崛起的民族英雄凯末尔建立起名为“土耳其”的共和国,意思是突厥国家。就这样,东突厥人成了新疆的主要民族,而西突厥人也被称为突厥人,成了土耳其的主要民族。

因为政局的变化(如苏联在1990年解体,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国家的不同及地域的差别而出现矛盾和冲突;新疆在过去发生过的恐怖命案也一度造成人心慌慌,直到近年来局势才算比较安定下来。

我们可以想象,除了香港、新疆之外,还有西藏及台湾也将会成为美国的政治筹码。这样的“四面包抄”,注定中美之间必将进入“持久战”的关键期。

这么看来,我们距离世界和平又远了一大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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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专区

屠龙杀警案 主犯判囚23年警示

报道:唐德中

激进分子组“屠龙小队”,意图在2019年制造连环爆炸并枪击警员,被首次引用《反恐条例》起诉,7名被告重判入狱近6年至逾23年不等,揭开背后外部势力介入。

香港多名激进年轻人意图在2019年制造连环爆炸并枪击警员,被警方首次引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简称《反恐条例》)起诉。

经过逾80天的审讯,7名被告11月14日在香港高等法院被重判入狱近5年10个月至23年10个月不等。

案件已经审结,但事件的起因及背后揭示的外部势力仍然值得深思。

自从2008下半年以来,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就持续升温,激进本土派迅速冒起。

其后数年,激进本土派除了建立成熟的“港独”理论,更从意识层面升级至公然挑战国家对香港宪制权威的激进暴力行动。

计划湾仔街放置2炸弹

2019下半年修例风波期间,香港出现多个所谓“勇武小队”,在游行、公众集会充当打砸烧及袭警“先锋”,手法狠毒残暴,当中以颇为高调及猖狂的“屠龙小队”最引人侧目。

根据案情披露,10余名“屠龙小队”的勇武派成员计划在当年12月8日的民阵游行期间,于湾仔街道放置两枚分别重2公斤及8公斤的炸弹,其中一枚炸弹藏有约150根铁钉。

屠龙小队会引诱警方到场,其后引爆小炸弹;同一时间枪手从附近高处用长枪乱枪扫射警员,引起恐慌,迫使其靠近大炸弹再加以引爆,以杀死更多警员。

落实前夕被警方捣破

不过,计划在落实前夕被警方捣破,未有成事。

警方先后拘捕14人并起诉多项罪名。

案件经过逾80天审讯,9名被告罪成,其中两人早前已被判刑;其余7人则于11月14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刑。

案件原定于11月14日上午判刑,惟因8号风球延至下午宣判。7名被告由囚车押送到法庭,现场所见,部分被告身穿白色衬衣,面部表情基本平静,偶有被告会与坐在前列的亲友点头打招呼。

“苏纬轩……判囚12年;蔡凯明……判囚5年10个月;黄振强……判囚13年半;吴智鸿……判囚23年10个月……”高院法官张慧玲在长达2个小时的判词宣读后,终于在下午约4时半用约两分钟时间宣读7名被告的罪名及刑期,7人被判囚5年10个月至23年10个月不等。

其中主犯案件主谋吴智鸿被重判23年10个月,是反修例案件最重刑期。

期间,法庭内极其安静,只剩下法官的宣判声及法庭记者快速敲击键盘的哒哒声。众被告闻判后表现平静,只有判刑最轻的蔡凯明流泪。

法官批评,本案被告以杀害警察、制造社会恐慌、颠覆政府为目标,涉及有预谋地引诱警员,从而杀害他们,亦会对财产造成损害,恶毒非笔墨所能形容。

法官又指出,早年悍匪叶继欢的爆炸品案判刑是18年监禁,本案性质更严重,以杀害警员和制造社会恐慌、颠覆政府为目标,因此量刑起点亦更高,将远超18年。而“屠龙小队”其他成员在审讯后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只表示陪审团未能肯定他们是本案串谋的一分子,但其破坏行为是有目共睹。

从重量刑起阻吓作用

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指出,本案是修例风波中判刑最重,认为有阻吓作用。

特区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案件属极端恐暴血腥的图谋,情节极为严重,若非警方及时瓦解团伙,必定造成大量死伤。

将来若有类似案件再发生,当局会积极引用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经完善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执法和检控,将罪犯绳之以法。

“屠龙案”判刑公布后,在香港社会引起了一股热议,普遍认为这次重判具有阻吓力。

犯法必会付出代价

曾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遭众激进示威者以球棍、雨伞疯狂殴打的律师陈子迁表示,“屠龙案”的重判是向社会各界传递明确的信息:香港是法治之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犯法的人必会为所做的恶行付上法律代价;同时对违法犯罪分子作出强烈的警示,任何实施危害国家安全重大犯罪行为者,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绝无侥幸逃脱的可能。

不过,随着案件曲终人散,事件的一些细节也引起反思。

譬如,案中有数人早前获陪审团裁定罪名不成立,引发有意见要求改革陪审团制度。

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回应时称,基本法列明保留陪审团制度,社会可讨论如何改善,但港府暂时无计划牵头讨论改制。

屠龙成员在台湾受军训

又如,案情披露多名被告2019年9月16日至28日曾到台湾彰化县的宿舍,接受前陆战队队员常先生“军事训练”,包括跑步、海滩游泳、健身、举重、练习以刀作出攻击、搏斗技巧等。

常先生又安排他们用气枪训练持枪手势、抢枪,再用真枪练习“烧枪”,以及教授制造汽油弹和铝热弹并进行试爆。

事发时,正值台湾时任总统蔡英文首届任期即将完结,和中国国民党的韩国瑜竞争新一届任期。

有香港舆论就此认为,蔡英文常以香港修例风波作为“反共”选举宣传。

这些香港恐怖分子经神秘中间人介绍,去台湾接受军训,还有真枪射击,反映香港的政治绝不是表面看那么简单,“你说台湾政府不知情,台湾‘国安局’无介入,很难令人相信”。

另外,“屠龙小队”多人串谋在人群密集中引爆炸弹及施以枪击,是过去数十年香港最血腥的恐袭阴谋。

香港不少政界人士慨叹,香港为何会在短短几年间由一个和平的“示威之都”,变成恐怖主义滋生的地方?

香港需加强通识教育

香港中文大学讲师蔡思行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香港前几年之所以出现本土恐怖主义的思潮和行径,可以从香港和国际两个层面来分析。

就前者而言,香港以前推行的通识教育涉及当代中国的内容,只着重批判而缺乏多角度的基本认识,导致许多年轻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形成固化的负面形象,并简单化挪移至对今日中国政经和社会体制的判断和不满。

就后者而言,特朗普等右翼政客近年在欧美等主流国家上台,影响所及,和平集会形式被边缘化和污名化。

而激进思想主要是依靠新兴的社交及通讯平台等传播,并且在群组内部形成不断回响的同温层,无法多角度接收不同意见作批判性思考,“结果造成思想和行为愈趋激进,以争取获得更大话语权,形成恶性循环”。

蔡思行指出,近年国际流行“后真相时代”,大部分民众依靠网上讯息辨别和评价真实世界,香港教育界除大力推动数字素养,未来亦应加强大中学学生数字伦理教育,令他们明白网上鼓吹激进以至用暴力行为表达不满,是对文明社会价值的重大冲击,也是与以往追求的民主和自由相去更远。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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