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许国伟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年轻时初次到京城长安参加科举,就拿着自己的诗作去拜访名人顾况,请他点评点评。

顾况见惯这场面,开始时就漫不经心拿白居易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价贵,要居家过活不容易啊!”



当他一读到白居易的诗里这一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马上赞叹说:“能写出这般诗句,居家过活就容易了。”

于是,白居易声名大噪。这个小故事,说明了几点。长安是京城,京城物价高。要在京城里生活,没有一技之长不容易。在京城打拼,有贵人扶助能一登龙门,没有贵人只能自己苦拼。

更多时间花在通勤

这些年来,从小镇来到雪隆工作及生活,越来越明白“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窘境。这些日子鲜少开车,而是骑着摩托车上下班。下雨天时,总会跟着一群摩托车骑士避雨,枯等雨停偶尔大家都会聊聊天。

不少人的工作是送餐点,有全职也有兼职。大家共同的话题都是生活不容易,在城市生活什么都贵。那一刻,大家都一脸惆怅。



让人烦恼心忧的,不只是生活的不易,还有治安、交通、房屋、教育等等问题。在城市固然有生活风光亮丽的高收入层,但也有更多人是生活在中下层。

由于生活拮据,只能住在偏远地区,为了工作,每天花更多时间在通勤;为了生活,只能兼职加班,每天花更多时间在工作。

如今,要在城里出人头地,不尽然只是努力就可以了。曾经,不少人是选择离开小乡镇来到大城市,现在这个趋势如今可能改变了。

前阵子,乡区发展部长丽娜哈伦引述大马统计局的人口迁移数据提到,从城市搬回郊区的人就占了19.5%。反观,从郊区搬迁到城市的只有4.8%人。

涌向城市未必最好

她说,让许多人从城市搬到郊区的最大原因是家庭因素,占了44%,而另有24%人为了职业发展,甚至还有22%人想要搬到郊区,是为了更好的环境。

时代的改变,到城市发展已不再是多数人唯一选择,况且政府如果没能跟着时代的进步,做好更多城市发展的硬体软体规划及建设,更多人涌入城市,反而是造成更多问题。

那么,到城市发展真的不尽然是更好的选择了。城乡贫富的问题出现,从来都不是种族问题,而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及资源分配问题。

所以,当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还在说着城市居民富有,乡区居民穷,还要让乡区穷人到城里做生意,城里就不会只是一个种族这番话,不知敦马是否知道现在城市里小老百姓的现实生活?

反应

 

言论

招牌问题依法处理即可/许国伟

纯中文招牌的课题,再吵下去很可能不再是法规条例和商业操作的事,而是撩拨种族情绪了。

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上个星期,在社媒贴文挑起商场的清一色中文招牌,说自己彷佛身处中国。

老人家这一声质疑,已经在撩拨种族情绪。本来老人家贴文碎碎念几句就算了,偏偏吉隆坡市政厅“神助攻”来取缔违例的招牌。

虽然当局事后说明,取缔行动跟敦马言论无关;可“谣言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更别说时间点这么巧合。

这除了让人错觉,敦马有“喊水会结冻”的影响力,也使到中文招牌课题如燎原之火,引起更多人关注和讨论。

同时,也让有心机的政治领袖,找到了炒作的机会。

这几年来,中国餐饮业在我国发展蓬勃,从传统菜系到新颖口味的中国餐馆,有如雨后春笋四处林立。

本来,饮食文化是不同族群其中一个最好的交流方式。但是,如果凡事从种族主义入眼,观感就不同了。

他们不看中国餐馆带动的经济消费,就只看中国资本的入侵;不看中国餐饮带来的饮食变化,就只看中文霸权的问题。

因此必须警惕,不要让政治人物炒作这种狭隘思维,在国内形成21世纪的“新黄祸”论述。

“黄祸”,是19世纪欧洲极端种族主义者,利用人们广泛对黄种人(中囯人)的焦虑与恐惧,极力扩大渲染后制造的“假想敌”,来牟取政治目的。

如今不只巫青团长拿督阿克马,国盟的伊党和土团领袖更是落力炒作清一色中文招牌课题。

这不只是为了本身政治利益,或许国盟也想借这个课题,转移内部为争潜在首相人选的矛盾。

其实,清一色中文招牌的问题,不需折腾闹到这么大的,因为原本就可以依据法规处理。

隆市政厅已经说明,所有商店必须遵守1982年广告法令(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及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的规定,所有招牌必须使用国文,也能使用任何语文,但国文文字必须处于显眼位置,字体必须大过其他语文。

隆市厅可低调处理

这风头火势下,隆市政厅可以低调地先通知招牌不符规定的商家,在一定期限内更改招牌,降低课题热度和冲击。

结果,执法单位是风风火火大张旗鼓的取缔,真是白送子弹给政客,给政客再炒作的机会。

这样的“神助攻”,还是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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