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高铁·春运·捞鱼生/黄英豪博士

2008年春节前一周中国迎来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当时我还在厦门上班,晚上看电视画面看到温家宝总理亲赴广州火车站慰问80万滞留在广州地区归心似箭的游子们。温老语重心长“由于天气这次给大家造成不便,耽误了大家时间。大家辛苦了!现在各级部门正在想办法,只要电通了,交通就会好转,一切就好办!”。

当时人虽然在几百公里外的电视机前但是还是感触良多,心想治理一个大国还真不容易,单单春运就如临大敌,每年迁徒人数上亿,有增无减。



然而时移境迁,十年光景,中国大陆经历天翻地覆的大跃进,令国外很多学者,政界人士,工商巨贾大跌眼镜。

黄金十年发展梦

中国驻我国大使白天先生于本月13日撰文《团圆日·回家路·发展梦》,讲述40年来的改革开放心历路程,尤其是对高铁的神速发展,让人有种“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感觉。字里行间我们读到的是他对回家游子的亲切问候和对我国各民族和睦共处的感慨。文中不乏对近几年来中国在高铁技术取得的辉煌成绩自豪一番,从“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到“科技输出”。

白大使甫上任才3个多月,深入民间,承前启后,秉着前任大使黄惠康一贯的亲民作风,来者不拒风尘仆仆的赶场连续参加了将近两个月的春节团拜活动,甚至冲动到要给马来西亚颁个“最长的春节”奖。他以最短的时间熟悉这里的环境,融入我们的社会,也懂得富有本地色彩“捞鱼生”的喻意。



初到我境,文章不愠不火,措辞妥当,恰到好处,以高铁发展为背景与我国一脉相连,不失大国风范又与我国同声同气。

时代契机回家路

写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对白大使不敬的指指点点,只是我对以前在中国办事的诸多不便与今日大陆跨越式发展对比深有感触。灵机一动,决定把课题带到班上辩论,让同学们从学术的角度评估和分析这史无前例的人类里程碑。

我先声夺人把辩论题目和范畴定下,我很了解我的学生,不然的话没两下子功夫就有人离题,越扯越远。还好一位同学举手说Sir,我们可以从PEST的角度切入,你说好吗?当然好!

PEST乃学术界最常用的大环境分析模型,由四个英文字母凑成,代表四个对大环境具有影响的因素,用在这里最恰当不过。四大因素分别为:政治因素(Political),经济因素(Economics),社会因素(Social)与技术因素(Technological)。此概念乃由哈佛教授弗朗西斯·阿吉拉尔于1967年首倡。

(注:1980年代因为时代的变迁,政经工商版图移动,后来的学者们再增添两项因素,分别为:“E”Environment环境因素,和“L”Legal法律因素,把阿吉拉尔教授的“PEST”演进成为目前年轻一辈比较熟悉的“PESTEL”)

经过激烈的头脑风暴集体思考,大家提供意见,千禧儿对网络的钟爱无可媲比,万法归宗还是“网”,他们提出一个引人省思的论据,他们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时机刚好踏上无线科技,网际网络,数码技术的普遍化和普及化。如果要像美国那样在辽阔的疆土安装的有线电话,很费时费力又费钱。所以说,如果早十年改革可能还要浪费十年的“青春”默默耕耘的在“有线世界”摸索。

结果投票通过,排在第一的是“技术因素”,那我回敬他们“科技的普及化不是全人类同时共享的吗?为什么对中国情有独钟?”

“是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后面传来洪亮的声音,平时不吭声终于有意见了!我说何解。

他说文革以后(还蛮有见地),满目苍夷,百业待兴若非政治的因素,开放门户让外资涌入从此开启了“中国制造”的新篇章,中国也不会与世界逐步接轨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承前启后共繁荣

而“社会因素”这位同学说就是中国人的刻苦耐劳,辛辛苦苦几十年,绝不回到解放前的那种韧性,五千年的优秀中华传统让整个社会动起来。这还与习近平主席上任迄今给国人带来的愿景息息相关,民族的自信不断扩长膨胀,“政治因素”从这起点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大国博弈讲智慧更讲实力,曾几何时不只高铁已经成为中国的明信片,航空科技,人工智能,每一项前瞻性行业都有中国人的足迹和手印。

1816年拿破仑对到访的英国使臣阿美士德伯爵讲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下课之前我对同学们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高铁项目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十年前的那一场大雪覆盖中华半壁江上,历历如昨,回乡游子,举步艰辛。引述白大使的文章,今天的中国高铁已经克服了“千里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极高难度的铁路施工挑战,堪称奇迹。

看来这沉睡的狮子确实是被惊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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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中国大基建时代结束了/安邦智库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主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

二十多年来,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甚至于高过绝大部分国家。数据显示,2002年,基础设施投资占GDP比重为8%,2008年上升至13%,2016年高达24%。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2002年8%的占比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比例的2倍,2006年更提升到了将近5倍。而且自2003年起,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就已位于所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相应比例的95百分位以上;到2009年后,更是快速提升到所有发展中国家相应占比的95百分位之上,之后仍然在持续攀升。

换句话说,在2009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几乎绝大部分的国家。

这说明,要减少基建投资对经济的发展路径的依赖实在不容易。然而,今年中国中央当机立断地踩住基建投资,特别是地方基建的急刹车,不是因为已经找到了经济增长的替代路径,而是因为恶劣的形势所迫。

地方债务危机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没有了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真的养不起这些大基建了。已有研究证明,中国很多的基础设施项目不能产生足够多的现金流,甚至根本不能产生现金流。

现在对地方政府来说,这些巨量的存量基建接下来要怎么办,这真是个大问题。

抑制冲动

首先,最重要的还是需要抑制上马项目的冲动。今年以来,中国中央加强了项目审批程序,暂停了不符合要求的地铁、有轨电车、高铁等建设项目。

2018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地铁建设要满足GDP超过3000亿元、财政收入超过300亿元、市区人口超过300万人的基本要求。今年,北京11号线二期缩短了里程,深圳14号线停止启动;2023年跃升为文旅顶流的哈尔滨,地铁二期规划仍未受理。

具体来看2023年哈尔滨的债务率,债务余额3253.5亿元和广义财政收入364.5亿元之比,已经达到了893%。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上马大基建项目?

维修周期到

其次,基建的大维修周期已到来,涨价并不能解决大基建未来可持续营运的问题。近期,高铁涨价、国道重新开始收费都冲上了热搜,引起了全民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本轮高铁涨价,有地方过紧日子、国铁本息偿付高峰期的因素,但更关键的是,从去年开始高铁就进入了大规模维修周期。从2007年开始中国高铁动车大规模交付,如今这些动车也迎来了老化问题。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铁路维修市场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在20%以上,但中国国内目前的维护费用只占到总投资的2%—3%,与发达国家存在10倍的差距,后续还需周期性的大投入。

与此同时,中国公路(包括高速公路)面临着已经到来的维修周期问题。根据该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公路养护里程为525万公里,养护比例高达99.4%。不仅如此,中国一大批城市的燃气、供水、供热、排水等管道设施,正在集中进入老化期,一些最先建设地铁的城市也面临着地铁维修周期的问题。

从基建过度建设和地方财政债务的关系来看,一些城市、特别中西部城市是举债建设,未来估计还要借贷维修营运。

安邦智库(ANBOUND)创建于1993年,是一家富有影响力的独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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