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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政府后我们该学些什么?/胡逸山博士

过去一年以来,本地所发生的头等政治经济大事,当然是在年中的换政府“变天”。

在前朝政府统治底下,特别是最后一年左右,经济的表象被大幅炒高,以便为当时即将举行的大选造势。



大量的、却又通过官联公司的借贷,一方面被用来维持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假象,另一方面也是落入一些有关联人士的口袋里。

然而,坦白说,我觉得好一些商家在无可奈何之余,也就逐渐对此习以为常了。不管经济繁荣是个假象还是真相,只要得以炒作成能赚到钱也就是了。

新政府上台后,对于自身的财政状况以至国家整体的经济表现,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就是尽量把不太光彩之处,包括国债暗地里高企而导致政府“钱不够用”等的困境,都悉数的披露出来。

理论上来说,一个更为透明化的政府,应该是更受欢迎的。但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内外资方,把其看成是本地政治经济局势不稳定的因素,而把资金抽离本地。

考量利益才决策



我认为这场变天,无论对新政府、商家们,以至老百姓都是一个学习过程。

之前的反对党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当朝政府的各项政策不足之处,那现在自己上台当家了,当然要学习如何在充分考量各方利益后做出最有效的决策。

这些决策当然不能让相关各方都极为满意,但新政府也要学习如何推动即便是受到很大阻力的,但对国家来说在长远上有所裨益的政策。

如上述的把国家财政与经济状况透明化,虽然当下面对许多来自商界的认为“政府主动唱衰经济对生意不利”的责难,但新政府必须坚持下去,长远来说对本地的打击贪腐、建设更健全法制等肯定有利,也会让本地成为具有正当理念的商家们更放心投资。

饱受前朝贪腐风气浸淫多年的国内外商家们,也必须学习如何培养更为正气、正当的经商理念,要力求创新,发掘出各自产品或服务在自由市场上的独特卖点,而不是如之前的寻求与高官发展“互惠互利”的关系而得以垄断某个市场或取得一些内部交易的好处,来作为经商的主奏。

商家应力求创新

说穿了,就是虽然做生意应该“利字当头”,但不应该继续再找“康头”,而是应踏踏实实地力求创新。

而我们作为老百姓,既然成功换了政府,就要更为积极地学习理智地监督政府。

换政府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从最坏的政府换成最好的政府,而是在于“敢”换政府。

有过换了一次政府的经验,我们在社会心理建设方面就有了“底”,以后对任何一届政府不满,即可把它换掉,由其他人来做政府。

有了这种心理,我们才可更大程度地防备政府再次“强大”起来,再如前朝般肆无忌惮地贪污腐败、践踏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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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晋升高收入国2难关/黄锦荣

我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延续上一季超5%的速度,让首九个月的经济规模比去年同期扩大了近5.2%。

以此看来,今年全年经济增长要重返5%的增长轨迹,是铁板钉钉的事了。

说重返,那是因为在疫情以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全球大衰退年,我国经济都以此速度前行。虽然疫情之后,经济增长在2022年曾有过8.7%的高速表现,但那更多是霎时光辉而非常态,至于2021年及2023年的表现实属差劲。

5%增长率并非特出

乍看之下,5%增长率并非特出,尤其是了解到我国经济增长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及中国入世贸以后出现了结构性拐点,从原来的年均9%跌落至5%,5%更像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而非令人骄傲的表现。

但此回的5%,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来当下的经济规模比起2002年第一次写下5%时的有将近3倍之大,船身虽然变大变重,但速度不减,这表示如今的经济潜力可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二来增长的基础更为广泛,各领域齐张,商业投资更是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而商业投资正是经济于未来可不可以持速增长,收入是不是能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

也许最重要的,莫过于5%系我国在未来四年内能否晋升为高收入国的两大难关之一。

门槛年均拉高2.54%

根据世界银行按图表集发的衡量,我国2023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万1970美元。

假设今年经济增长达5%,令吉兑美元也微增1%,而人口则年均增长1.5%的话,那么今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涨至1万2509美元,离2024年高收入国的1万3845美元或以上的标准,可算是最后一里路。

但门槛并非静止不变,却是以平均2.54%的速度往上拉高。如果接着下来每一年的实质GDP都能保持5%的扩张速度,且其他条件也保持不变的话,那么2028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预期可达1万4917美元,有望初次跨栏,虽然成功几率不大,但2029年估计就能顺势晋升。

可想而知,一旦失去5%,高收入国的目标也将是2030年以后的事了。

外汇政策自由化

相较于5%经济增长,维持令吉每年微升1%也许是更为棘手的前提,而且按令吉过去的表现,那也实在欠缺说服力。

特朗普胜选至今,令吉转弱,即便美联储降息也无济于事。接着下来美国经济事态的发展,也将是令吉升值难以摆脱的阻力,毕竟关税和大规模遣返所带来的潜在通胀风险,以及因减税及监管松绑预期而不断走高的美股和美债收益率,皆有让美联储停缓降息及美元走强的驱动力。

话虽如此,令吉也非穷途末路,关键是要持续强化市场,尤其是资本及金融市场对令吉的需求。唯有强化本地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国际参与,方能扩大令吉的国际需求,提高令吉的交易量,深化令吉的流动性,而令吉才有反映经济基本面的条件。

换句话说,有序的外汇政策自由化,是晋升高收入国路上绝不能避开的途径。

日前,国行宣布允许多边开发银行及合格的非居民发展金融机构在境内发行令吉债券,并向大马企业提供令吉融资,那无疑是迈开正确的一步,因为此举可引来更多的国际债券投资者,刺激对令吉的需求。

此路一通,日后参与令吉融资的金融机构名单可进一步扩大,甚至令吉融资选项也可进一步放松,包括允许国际注册公司前来马股挂牌上市。

而外汇自由化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令吉兑换管制,促进流通,让令吉的需求从境内扩散至境外,以便令吉能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潜能。

所谓的高收入国,其意义就在于因收入增长及币值挺升而成就的高购买力,两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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