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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真正问题是不平等/沈联涛、肖耿

1997年7月1日,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此后,香港经济日益繁荣,但政治环境却越来越糟。如今,这个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被示威所吞噬,一些示威者占领道路,瘫痪机场,甚至暴力袭击。



不过,最近的乱象绝不只是香港的问题,而应该视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又一个案例。

社会危机发生期间,理性很容易被情绪支配,而戏剧化的脱离事实的描述非常流行。媒体将骚乱概括为文化的冲突,甚至更广泛的全球范围的专制与民主的斗争,实际上是在推波助澜;香港立法会委员张超雄更将冲突描述为“两种文明之争”。

这类叙事常常把“民主”描述为改善老百姓福利的同义词,但这却与事实不符。政治学家弗兰西斯·福山坦承,中央威权体制可以产生比低效的分权民主体制更好的经济结果。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像张超雄这样的立法会议员,可以在国际舞台上自由批评中国政府,反映“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享有的高度政治自由。

那些认为中国政府会动用军队来镇压香港示威的人,都忘了孙子的格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中国政府很清楚,将香港变成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战场会影响香港和中国的和平与稳定。



找美国干预适得其反

因此,北京愿意也有耐心始终坚持以“一国两制”的安排来确保香港主权。

但中国政府绝不会允许香港独立。

像家长面对青春期的熊孩子,中国将香港当前的社会危机视为家事,必须内部解决。

一些香港示威者居然要求美国等“外人”来干预,这样的诉求不但适得其反;更没有看清历史上美国倡导的“民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一贯具有的破坏性——从中美洲到中亚莫不如此。

现实是,香港已经在进行一场生动的实验,展示法治和选举民主如何在中国的环境中运转。香港在世界正义报告(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法治排名中名列第16名,略低于日本,但高于法国(17)、西班牙(21)和意大利(28)。

可是,在选举民主方面,香港面临艰巨的挑战,不过这和中国没有太多的关系。

在香港老百姓不满的背后,有一个强大但经常被忽视的因素,那便是经济成面的不平等。

香港需要一段时间从这几个月以来的动荡中恢复。

抵制不了发展商势力

香港的基尼系数——0代表最大限度的平等,1代表最大限度的不平等——目前为 0.539,为45年来的最高水平。相比而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最高基尼系数为0.411(美国)。

这一不平等的状况在住房方面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香港人均居住面积仅有16平方米,而上海为36平方米。

此外,近45%的香港居民住在公租房或补贴住房,而90%的中国家庭拥有至少一套住房。

香港特区政府坐拥超过1.2兆港元(6480亿令吉)的财政储备(超过两年半的财政预算),却没有解决好其居民的不平等问题,原因恰恰在于示威者热衷的选举政治。

香港立法会——其成员通过基于比例代表制的复杂程序选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过于分裂,无法形成共识。

由于无法像中国那样,通过厉行改革打压既得利益,香港立法会无法有效抵制房地产发展商的势力。

而地产利益集团极力阻挠可能降低房价的措施,包括配置更多土地用于建设更多公屋。

也有一些公司囤积大量抛荒农地,包括直接囤地或通过壳公司囤地的,这恰恰遏制了房屋供给。

政府和老百姓缺乏沟通

香港示威者认为他们的声音没有得到倾听。但辜负他们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香港自身的精英。

香港精英及官员与普通老百姓缺乏沟通,尽管社交媒体和新闻自由下的传统媒体(通常对政府持批评态度)早已突显示威运动的端倪,政府相关部门却毫无准备及应对措施。

这意味着,除了解决高房价等具体民生及不平等问题,香港还需要重新打开公众与决策者之间的沟通渠道。

这绝非易事——因为香港的示威运动并没有明确的领导者。

但在如何推动社会进步方面香港需要尽快形成共识,以确保政府的合法性,并同时落实一系列必要的改革。

香港需要一段时间从这几个月以来的动荡中恢复。

但从北京到香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并不存在速效药或决定性战役。

进步将由无止尽的细微改进组成,其中许多微小的进步需要在困难条件下实现。

唯一的成功之道是依靠谦逊、耐心、智慧、以及同舟共济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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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专区

屠龙杀警案 主犯判囚23年警示

报道:唐德中

激进分子组“屠龙小队”,意图在2019年制造连环爆炸并枪击警员,被首次引用《反恐条例》起诉,7名被告重判入狱近6年至逾23年不等,揭开背后外部势力介入。

香港多名激进年轻人意图在2019年制造连环爆炸并枪击警员,被警方首次引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简称《反恐条例》)起诉。

经过逾80天的审讯,7名被告11月14日在香港高等法院被重判入狱近5年10个月至23年10个月不等。

案件已经审结,但事件的起因及背后揭示的外部势力仍然值得深思。

自从2008下半年以来,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就持续升温,激进本土派迅速冒起。

其后数年,激进本土派除了建立成熟的“港独”理论,更从意识层面升级至公然挑战国家对香港宪制权威的激进暴力行动。

计划湾仔街放置2炸弹

2019下半年修例风波期间,香港出现多个所谓“勇武小队”,在游行、公众集会充当打砸烧及袭警“先锋”,手法狠毒残暴,当中以颇为高调及猖狂的“屠龙小队”最引人侧目。

根据案情披露,10余名“屠龙小队”的勇武派成员计划在当年12月8日的民阵游行期间,于湾仔街道放置两枚分别重2公斤及8公斤的炸弹,其中一枚炸弹藏有约150根铁钉。

屠龙小队会引诱警方到场,其后引爆小炸弹;同一时间枪手从附近高处用长枪乱枪扫射警员,引起恐慌,迫使其靠近大炸弹再加以引爆,以杀死更多警员。

落实前夕被警方捣破

不过,计划在落实前夕被警方捣破,未有成事。

警方先后拘捕14人并起诉多项罪名。

案件经过逾80天审讯,9名被告罪成,其中两人早前已被判刑;其余7人则于11月14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刑。

案件原定于11月14日上午判刑,惟因8号风球延至下午宣判。7名被告由囚车押送到法庭,现场所见,部分被告身穿白色衬衣,面部表情基本平静,偶有被告会与坐在前列的亲友点头打招呼。

“苏纬轩……判囚12年;蔡凯明……判囚5年10个月;黄振强……判囚13年半;吴智鸿……判囚23年10个月……”高院法官张慧玲在长达2个小时的判词宣读后,终于在下午约4时半用约两分钟时间宣读7名被告的罪名及刑期,7人被判囚5年10个月至23年10个月不等。

其中主犯案件主谋吴智鸿被重判23年10个月,是反修例案件最重刑期。

期间,法庭内极其安静,只剩下法官的宣判声及法庭记者快速敲击键盘的哒哒声。众被告闻判后表现平静,只有判刑最轻的蔡凯明流泪。

法官批评,本案被告以杀害警察、制造社会恐慌、颠覆政府为目标,涉及有预谋地引诱警员,从而杀害他们,亦会对财产造成损害,恶毒非笔墨所能形容。

法官又指出,早年悍匪叶继欢的爆炸品案判刑是18年监禁,本案性质更严重,以杀害警员和制造社会恐慌、颠覆政府为目标,因此量刑起点亦更高,将远超18年。而“屠龙小队”其他成员在审讯后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只表示陪审团未能肯定他们是本案串谋的一分子,但其破坏行为是有目共睹。

从重量刑起阻吓作用

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指出,本案是修例风波中判刑最重,认为有阻吓作用。

特区政府发言人也表示,案件属极端恐暴血腥的图谋,情节极为严重,若非警方及时瓦解团伙,必定造成大量死伤。

将来若有类似案件再发生,当局会积极引用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经完善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执法和检控,将罪犯绳之以法。

“屠龙案”判刑公布后,在香港社会引起了一股热议,普遍认为这次重判具有阻吓力。

犯法必会付出代价

曾在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遭众激进示威者以球棍、雨伞疯狂殴打的律师陈子迁表示,“屠龙案”的重判是向社会各界传递明确的信息:香港是法治之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犯法的人必会为所做的恶行付上法律代价;同时对违法犯罪分子作出强烈的警示,任何实施危害国家安全重大犯罪行为者,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绝无侥幸逃脱的可能。

不过,随着案件曲终人散,事件的一些细节也引起反思。

譬如,案中有数人早前获陪审团裁定罪名不成立,引发有意见要求改革陪审团制度。

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回应时称,基本法列明保留陪审团制度,社会可讨论如何改善,但港府暂时无计划牵头讨论改制。

屠龙成员在台湾受军训

又如,案情披露多名被告2019年9月16日至28日曾到台湾彰化县的宿舍,接受前陆战队队员常先生“军事训练”,包括跑步、海滩游泳、健身、举重、练习以刀作出攻击、搏斗技巧等。

常先生又安排他们用气枪训练持枪手势、抢枪,再用真枪练习“烧枪”,以及教授制造汽油弹和铝热弹并进行试爆。

事发时,正值台湾时任总统蔡英文首届任期即将完结,和中国国民党的韩国瑜竞争新一届任期。

有香港舆论就此认为,蔡英文常以香港修例风波作为“反共”选举宣传。

这些香港恐怖分子经神秘中间人介绍,去台湾接受军训,还有真枪射击,反映香港的政治绝不是表面看那么简单,“你说台湾政府不知情,台湾‘国安局’无介入,很难令人相信”。

另外,“屠龙小队”多人串谋在人群密集中引爆炸弹及施以枪击,是过去数十年香港最血腥的恐袭阴谋。

香港不少政界人士慨叹,香港为何会在短短几年间由一个和平的“示威之都”,变成恐怖主义滋生的地方?

香港需加强通识教育

香港中文大学讲师蔡思行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表示,香港前几年之所以出现本土恐怖主义的思潮和行径,可以从香港和国际两个层面来分析。

就前者而言,香港以前推行的通识教育涉及当代中国的内容,只着重批判而缺乏多角度的基本认识,导致许多年轻人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形成固化的负面形象,并简单化挪移至对今日中国政经和社会体制的判断和不满。

就后者而言,特朗普等右翼政客近年在欧美等主流国家上台,影响所及,和平集会形式被边缘化和污名化。

而激进思想主要是依靠新兴的社交及通讯平台等传播,并且在群组内部形成不断回响的同温层,无法多角度接收不同意见作批判性思考,“结果造成思想和行为愈趋激进,以争取获得更大话语权,形成恶性循环”。

蔡思行指出,近年国际流行“后真相时代”,大部分民众依靠网上讯息辨别和评价真实世界,香港教育界除大力推动数字素养,未来亦应加强大中学学生数字伦理教育,令他们明白网上鼓吹激进以至用暴力行为表达不满,是对文明社会价值的重大冲击,也是与以往追求的民主和自由相去更远。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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